在陈寿看来，诸葛亮虽有一统山河的抱负，但却不具有攻城略地的军事才能，加上敌强我弱，所以诸葛亮无法攻破曹魏政权。可诸葛亮却不断兴兵动武，攻打曹魏，这是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
蜀、魏相比，众寡悬殊。蜀国若想以弱胜强，除非实现以下条件：
一、曹魏政权走向腐败，国力衰退，且民心思变。
二、蜀汉政权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才充足，人民渴望恢复汉室。
从当时天下格局看，以上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据说，在诸葛亮的整治下，蜀汉地区出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政权相抗衡。
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北方大部分土地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采用屯田制，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盐铁业，使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曹丕在位期间，主动施展仁政，对鳏寡孤独及贫困不能自立者赐谷，遇灾害时期，则下令官府开仓放赈；全国上下奉孔尊儒，加强王化教育，维护政治稳定；同时曹魏对外继续采用扶和之策，开通丝绸之路，与西域通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曹睿继位以后，更加显现出沉毅果敢，善用人才的品性。为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曹睿亲自到田间耕种示范；为减轻农民负担，他下令免去贫困者的赋税。在军事方面，曹睿放手让司马懿去抵御诸葛亮。为了减轻司马懿的负担，他命令司马懿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抵御东吴的进犯，一举打败东吴军队，彻底瓦解了吴蜀的联合行动。
从曹操、曹丕，再到曹睿，曹魏政权不断稳固，且全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军队中人才辈出，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样的政权，岂能幻想一击而摧垮之？然而，诸葛亮却低估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以为靠自己的智谋就能摧毁敌人。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2）
很显然，诸葛亮对北伐中原的困难估计不足，每每欲一战而决胜负，却每每因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功亏一篑。要么是手下将领违背调度而招致失败，要么是自己身体欠佳无法继续再战，要么是粮草用尽而军无斗志。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若想战胜曹魏军队谈何容易？
诸葛亮屡次北伐均告失败，粮草不济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每次都不能带够必需的粮草，非要等粮草出问题而使北伐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一来他对战事的持久性估计不足，总想速战速决；二来蜀道难，运送粮草较为不易；三来他也对劫取魏军粮草抱有幻想。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诸葛亮屡次栽在了粮草问题上。基本上每逢国内庄稼大熟，诸葛亮便会兴兵动武，每遇粮草耗尽便行撤兵。偶尔劫取敌军粮草，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与诸葛亮每逢大熟便出兵相比，曹魏政权却年年在减轻贫困者的赋税。很显然，蜀汉地地区人民的负担要远远重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人口。蜀国人民生产的那点粮食都被诸葛亮用在打仗上了，魏国则有充足的粮食为灾民开仓放赈。由于蜀汉地区人民常常面有菜色，使得诸葛亮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困难，做蜀军的征粮官成了一份不容易的差事，李严便是在征粮工作的重压之下而编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军的。
假如诸葛亮没有在北伐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是采用稳健策略，先建设好自己的汉中根据地，让蜀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至少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并积极进行人才储备，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耐心地等待天时的变化。或许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统山河的理想。只可惜，由于他一直没有改掉急功近利的毛病，蜀汉政权的根据地不仅没怎么增加，国力却被损耗殆尽了。更糟糕的是，诸葛亮还把自己的生命也提前透支掉了。所以，他没能等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家族斗争的最高潮阶段，从而也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急功近利是民族特性吗？
历史上中国人有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
宋朝王安石变法，由于追求改革的速度，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明代李自成起义，急攻北京，得手后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全军上下贪恋京城浮华生活，结果使明将吴三桂有了勾结满人的机会。面对清兵入关，起义军无法有效抵抗，很快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也是急于享受胜利成果。于是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开始体会当“国君”的滋味。然而，太平军此时根本不具备建国的势力。过早建都，必然引来各地清兵的围攻，甚至连地方乡勇团练，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进攻太平军。面对中外军事力量的联合进攻，太平军起义宣告失败。
大跃进时代，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我们却被三年自然灾害弄伤了元气。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1）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诸葛亮的影子犹如隐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隔天就会完蛋的暴发户，也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河北的旭日升集团，自1993年起率先推出了旭日升“冰茶”，由于这种饮料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宠爱。当年，旭日升集团便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市场回报。为了扩大发展规模，公司先后在全国建立了48个营销公司和200多个营销分公司。到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达到了103。6万吨，在中国大陆饮品行业十强中位居第二。
然而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旭日升集团管理根基薄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可以说，这个企业的成功多少靠了几分运气，很多人买“冰茶”，是冲着这个产品名称去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而诱发人的购买欲望。可当更多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的时候，旭日升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很显然，旭日升集团在过去产品畅销的时候只顾着埋头扩大生产，增加销售网点，却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面对着像娃哈哈、可口可乐这些企业的进攻，旭日升很块便招架不住了，而且是全线溃败。最终成了债台高筑的亏损大户。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各类新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很容易在中国立足。即使是匆匆上马的生产线，往往也能在头几年就大赚其钱。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根本顾不上自主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只是直接引进国外全套技术，或干脆以贴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很多粗放式经营且善打“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也导致中国企业一直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因而总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欧美日韩企业。
以手行业为例。1999年约30家国内企业向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委申请手机生产，结果东信、中兴、厦华、海尔、TCL、康佳、科健、南方高科、波导这9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到200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突破了30％，2003年则一举跃至60％。再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四家外国手机企业，其1999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为84％，2003年变成了24％。至此，洋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了。
然而，就在国内手机企业纷纷弹冠相庆之时，危机悄悄来临了。一方面，洋巨头们正积极考虑向国内GSM制式终端供应商征收专利费的问题，使得国内手机企业顾虑重重，不得不分心去考虑是否要将利润中更多的一部分拱手相让给这些专利厂商。另一方面，外国手机企业已经摸透了国产手机企业赖以成功的招数：不外乎是国产手机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在款式、价格上较有竞争力；另外国产手机采取了端对端的合作方式，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变革。当这两大成功秘诀被外国企业看破后，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的格局变化。外国企业纷纷加强渠道变革，以跟随战略顶住国产手机在外观、造型上的攻势，然后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对国产手机进行疯狂反击。从2004年以后，国产手机便开始进入了溃退阶段。据信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TCL的CDMA手机在持续两年多的高速增长后，2004年下滑61。7％，而科健手机销量同比下滑了51％；波导利润下降18。30％；夏新净利润同比更是下降67。67％之多。根据手机经销商的估算，国产手机至少出现3000万到4000万台的积压。
国产手机之败与诸葛亮之败有类似之处。诸葛亮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经济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等），靠的只是计谋策划，一开始也能把司马懿打个狼狈不堪。但当司马懿看破诸葛亮的进攻路数后，开始胸有成竹地进行防御，最后采用了最轻松的对弈方式——坚守不出。因为坚守不出就等于把诸葛亮拉到了拼粮草、拼经济、拼国力的阵地上，这是蜀汉政权的软肋，所以诸葛亮不得不败。当国产手机被国外手机拉到拼技术、拼服务的阵地上后，等待国产手机的也只有溃退的命运。国产手机若想东山再起，只有先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入手了，否则，还是避免不了灭顶之灾。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2）
与国内企业的急功近利相比，一些老牌国际企业却显示出了司马懿式稳扎稳打的智慧。可口可乐公司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企业之一。
可口可乐在解放前夕退出中国市场。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在其重返中国的头10年内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并不为此担忧，而是不断加强与国内厂家的合作、合资，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效应。13年过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扭亏为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第六大市场，而它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也已经超过了52％。
急功近利的GDP崇拜心理
每年8％的GDP增长，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20年过去后，我们才突然发现，GDP崇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那些盲目为GDP争做贡献的地方领导，往往实施最毁坏资源、最浪费能源、最缺乏持续发展力的政绩工程。
以电解铝为例，这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恰恰是很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争相上马的项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2003年我国电解铝出口创汇收入比2002年增加了6。9亿美元，但扣除成本上涨、环境污染、耗电量等因素，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盲目上马带来的后果则是2005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
经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评估，几十年来，长三角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3150亿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进荣认为：“地面沉降完全可以控制。”之所以造成目前难以控制的局面，是因为防治地面沉降无法立即体现政绩。
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谁又能注意到，发展经济同样也可以带来社会破坏力，比如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如果不把这种社会破坏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社会生产力的成绩就会严重“缩水”。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多少。这是因为我们的GDP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成长中有18％ＧＤＰ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杨朝飞司长提供的数据显示，五十年来，我国工业累计产生约55亿吨废物和上亿吨有害废物；在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废物中，有70％来源于制造业；每年全国因大气污染损失740万个工作日。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至8％ＧＤＰ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GDP崇拜的负面作用，而且计划用3至5年时间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并将其纳入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相信随着这套核算体系的启动，诸葛亮式急功近利的领导将失去市场，而司马懿式厚积薄发的领导则会大行其道。
第四篇耀眼光环下的绩效泡沫
“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1）
要想认识那个真正的诸葛亮，就必须先搞清楚诸葛亮是怎样被神话的。《三国演义》神话诸葛亮的手法主要是编造绩效和夸张事实。
我们所熟知的“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的情节，全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而征南蛮和伐曹魏，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三国演义》却对这两部分进行了夸张性的改写。
撇下那些无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说，本章我们单分析夸张性改写的两个部分，即“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希望能以此挤去诸葛亮的绩效水分，达到客观评价诸葛亮的目的。
“（建兴）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是《三国志》关于诸葛亮平定南方的记载。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用了四个章回的篇幅（第八十七回——第九十回）来描写诸葛亮南征的这九个月的时间。其间着重描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绩效案例。
读者看“七擒孟获”，可能会感觉非常过瘾，因为诸葛亮每每都把对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还迫使对手不得不俯首称臣。然而，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实在过于拖泥带水，甚至是一种画蛇添足。
像孟获这样的反王，你对他宽大一两次也就足够显示诚意了，何必需要七次擒之？第三次抓住他，就完全可以杀了以威震蛮人。可诸葛亮倒好，不仅不思速战速决，还与孟获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抓了放，放了抓的，仿佛自己就没有别的事情似的。诸葛亮就这样很耐心地跟孟获玩了下去，一直到后来连孟获都厌烦了这种游戏才算结束。
为什么诸葛亮会没完没了地玩擒放孟获的游戏呢？这是因为他想收服人心。而马谡的话也对诸葛亮的决策起了一些作用，马谡对诸葛亮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即统大兵前进。
虽说“攻心为上”的策略没错，但用“七擒孟获”的方式去攻心，其成本实在太大。其实早在第一次擒住孟获后，大多数蛮人就“心服”了。那时孟获手下的元帅董荼那也曾被诸葛亮擒获，被释放后就不再想为孟获卖命。很多蛮人酋长也对董荼那说：“我等虽居蛮方，未尝敢犯中国，中国亦不曾侵我。今因孟获势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机莫测，曹操、孙权尚自惧之，何况我等蛮方乎？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无可为报。今欲舍一死命，杀孟获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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