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 ［200］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01］ 《万历野获编》卷二二。
［202］ 《明史》卷一九二《安磐传》。
［203］ 丁易： 《明代特务政治》第四章《天下兵马的总监督》。
［204］ 周同谷： 《霜猿集》。
［205］ 毛奇龄： 《武宗外纪》。
［206］ 《明史》卷二三四《卢洪春传》。
［207］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208］ 《明史》卷三○五《宦官一》。
［209］ 《平寇志》卷八。
［210］ 《明史》卷二三四《卢洪春传，附董基传》。
［211］ 吴履震： 《五茸志逸》卷八。
［212］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二九。
［213］ 张志淳： 《南园漫录》卷一○。
［214］ 沈榜： 《宛署杂记》卷一九。
［215］ 蒋一葵： 《长安客话》卷三。
［216］ 刘侗： 《帝京景物略》卷五。
［217］ 于敏中等编纂：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七。
［218］ 林道远： 《摩诃庵小记》。载《北京风物散记》第一集。
［219］ ［269］ 刘若愚： 《酌中志》卷二二。
［220］ 何孟春： 《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一。
［221］ 陈洪谟： 《继世纪闻》卷二。
［222］ ［223］ 文秉： 《先拨志始》卷上。
［224］ 钱谦益： 《列朝诗集》丁集下。
［225］ 《明史》卷二四五《缪昌期传》。
［226］ ［237］ 文秉： 《先拨志始》卷下。
［227］ 孙承泽： 《天府广记》卷二六。
［228］ 都穆： 《听雨纪谈》。
［229］ ［234］ 徐咸： 《西园杂记》卷下。
［230］ 皇甫庸： 《近峰闻略》。
［231］ 陈洪谟： 《继世纪闻》卷一。
［232］ 韩邦奇： 《苑洛集》卷七。
［233］ 王世贞： 《觚不觚录》。
［235］ 郑仲夔： 《耳新》卷七。
［236］ 茅元仪： 《掌记》卷六。
［238］ ［243］ ［244］ 钱谦益： 《列朝诗集》丙集。
［239］ 《重修常昭合志》卷二○，人物志。
［240］ 蒋一葵： 《尧山堂外纪》卷九四。
［241］ 谭希思： 《明大政纂要》卷四一。
［242］ 郑晓： 《今言》卷二。
［245］ 郑岳： 《山斋文集》卷一。
［246］ 见本书本章三《明朝宦官与军事》。
［247］ 在某些史料及现代史学著作中，把《富阳民谣》说成是百姓作的民歌，误。参见王春瑜作《富春谣作者考》，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
［248］ 见本书本章二《明朝宦官与经济》。
［249］ 《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五。
［250］ 张岱： 《陶庵梦忆》卷七。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2）
［251］ 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第六十四章。
［252］ 《吴县志》卷七八，杂记一。
［253］ 董含： 《三冈识略》卷七。
［254］ 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类。
［255］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二四。
［256］ 《醉醒石》第一一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57］ 《宛署杂记》卷二○。
［258］ 神穆德： 《潭柘山岫云寺志》卷一。
［259］ 查慎行： 《人海记》第六页。
［260］ 《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262］ 宋起凤： 《稗说》卷四。见《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
［263］ 王樵： 《方麓集》卷一一。
［264］ 谢肇： 《五杂俎》卷三。
［265］ 《酌中志》卷五。
［266］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267］ 此条材料系王毓铨先生提示。
［268］ 抱阳生： 《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一○。
［270］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71］ 张岱： 《西湖梦寻》卷三。
［272］ 刊于《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273］ 朱彝尊： 《明诗综》卷八七。
一、郑和（1）
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人，回族。原姓马；曾祖父叫拜颜，祖父、父亲都叫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na ji”的译音，意为“巡礼人”。大概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到###教圣地麦加去朝过圣［1］，也就是巡礼，因此颇受地方百姓尊重，干脆叫他们哈只了。不用说，郑和一家都信奉###教。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的父亲病故，抛下十三岁的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姊妹。郑和本人除信###教外，对佛教及民间崇奉的神，如东南沿海的海神天妃，也并不排斥。
大约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他因某种机缘入宫当了宦官，叫他三保，侍候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他跟随燕王征战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其间的详细情形，无确切可靠的史料记载，人们至今并不清楚。
郑和至今仍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与他的下“西洋”，成为杰出的航海家，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西洋”，是明朝人的地理概念，他们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东的，称东洋，以西的，称西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2］。郑和航海所经之地，大部分在婆罗洲以西，所以一般通称“三保太监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几百年来至今，史学家们聚讼纷纭，并无定论。我们倒不如相信《明史·郑和本传》的说法，以免把问题复杂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以天之子自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时，总要扬威四海，与所谓“四夷”各国建立盛大的朝贡贸易关系。朱棣更是这方面的典型。看来，他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仍在于此。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乐三年（1405）七月到永乐五年（1407）十月。他建造了不少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这次首航，郑和率领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大海船二百零八艘［3］，带了大量金银钱钞。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这支航行队伍航船的体积之大、设备的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郑和与副使太监王景弘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泛海至福建，继由福建五虎门扬帆，首先抵达占城（越南南部），遍历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南巫里（印度西岸的Malabar）、古里（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锡兰（斯里兰卡）等国。据《明史》本传载，他沿途“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在经过旧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时，原籍广东的海盗陈祖义，剽掠海上，横行无忌，公然来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下令将这股海盗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陈祖义，带回中国，献俘于朝，被斩于都市。从此海道安宁，“番人赖之以安业”［4］。朱棣对郑和的这次远航，非常高兴，因为各国使者也随船来朝拜。朱棣一一赏赐，并对郑和等予以表彰。
永乐五年（1407）十月至永乐七年（1409）七、八月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次航行，在时间上，紧接着第一次下西洋，回国不久又出发了。当然，这与需要利用东北季候风也有很大关系。这次航行所至之地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印度柯钦）、锡兰等国。
永乐七年（1409）十月至永乐九年（1411）七月，郑和三下“西洋”。这次船队由四十八艘船组成，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呗喃（疑即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甘巴里（印度科摩林角）、阿拨把丹（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等国。这次航行中发生了一件不无遗憾的大事：郑和在返航途中，再次经过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引诱郑和到该国，索金币，并发兵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见锡兰兵大队人马已经出发，国内空虚，便率领二千余人，出其不意地攻破了锡兰都城，活捉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抢劫郑和船队的锡兰兵闻讯后，还军自救，又被郑和等打得落荒而逃。后来，郑和将亚烈苦奈儿等带回国，献俘于朝，朱棣宽大为怀，将他们都释放回国了。
一、郑和（2）
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至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郑和进行了第四次远航。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Ormuz）；加异勒、彭亨（马来西亚彭亨）、急兰丹（马来西亚之吉兰丹）、阿鲁（苏门答腊岛中部偏西）、南渤利（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在苏门答腊，打了有些令人遗憾的一仗。关于这场战斗，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明史·郑和本传》载谓：苏门答腊的前伪王子苏干剌，阴谋推翻国王，自己上台执政，他很恨郑和没有赠给他物品，便率兵攻击。郑和力战，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喃渤利，生擒了苏干剌及其妻子。朱棣对这次下“西洋”，也十分高兴，给将士不少奖赏。郑和的这次航行，越过印度以西，到达波斯湾。
郑和第五次航行，在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八月。先后到达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巫里、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亚丁）、麻林（肯尼亚马林迪）、忽鲁谟斯、柯枝；沙里湾泥（印度半岛南部东岸）、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布腊瓦）、剌撒（亚丁和佐法尔之间）。此次航行到达了遥远的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一带。郑和返航时，满剌加、忽鲁谟斯，古里等十九国的朝贡使者偕行，增强了明朝与这些国家的联系。郑和还带回了不少珍禽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驼鸡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再下“西洋”，次年九月归来。这次远航的目的之一，是把忽鲁谟斯各国使臣送回本国。所经之地，有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榜葛剌、失剌思、古里、西洋琐里、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在福建
铸此大钟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开始于宣德六年（1431）一月，到宣德八年（1433）七月归来，相距第六次航行已经十年。这十年间，朝中政局为之一变。朱棣死后，郑和失去了靠山，虽未受到迫害，却只能在南京守备任内度过寂寞的岁月。但是，在仁宗朱高炽掌权一年即去世后，继任的皇帝宣宗朱瞻基，登位几年后，海外诸国还未来朝贡，他认为这未免有损国威，便想起了先朝老太监郑和，命他和王景弘再下“西洋”。这次航行，郑和带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锚、木、搭材等匠，以及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6］。这次航行，从南京下关龙湾开船，经过两个多月，抵达福建长乐港，在这里停了很久，才开船驶向远洋。先后到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忽鲁谟斯等十七国。他分出的部分船舶到古里国时，适逢该国派人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派了七名翻译同往，来回一年。郑和回国时，偕苏门答腊等十国使节至京，进行友好访问。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所到之处，不下三十七国，南至爪哇，北抵麦加，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他是头一个非洲赤道以东海岸的发现者。在世界航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航海家地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在惊涛骇浪中冒险航行，都比郑和的第一次下“西洋”要晚八十年至九十年以上。郑和是世界航海史上杰出的先驱者。郑和的舰队，给南洋各国和印度洋诸国带去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铁器、铜器，同时也给中国带回各国的特产，包括奇珍异宝、香料、染料等。一些花木，如海棠花，以及西域画，也带回国内［7］。凡此种种，都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当然，郑和所进行的贸易是朝贡贸易，并非近代意义上纯商业性的贸易，主要意在扬国威，搜求价格昂贵的消费品。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费，也是惊人的，有条史料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8］那么，郑和花去的航海费用，近六百万两银子。但是，据已故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研究，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明朝生产的白银总量，共约三千万两，［9］下西洋竟用去六百万两！这对明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这种政治泡沫，注定不可能持久。也惟其如此，后来至成化间，“朝廷好宝玩”，宦官中有人讨好皇帝，说宣德时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获无算”，皇帝心动，遂派了一个宦官到兵部去查当年郑和的航海档案，车驾郎中刘大夏找到这批档案后，却偷偷藏起来，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10］。”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反对，宪宗朱见深终郑和墓于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头。到了万历时，有人竟将沿海的“寇盗复起”，也归罪到郑和下“西洋”引出来的结果［11］，那是荒谬不值一驳的。
一、郑和（3）
郑和死于何时何地，历来有争议。从明天顺元年的《非司庵香火圣像记》一文看来，郑和死于第七次下西洋的归国途中，即宣德八年（1433），在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Calicut）。
二、王彦
明朝宦官祸国，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明朝对宦官的信用，虽然在洪武年间已一再出现，但开始全面地、放手地使用宦官，则是在永乐年间。明成祖信任、重用宦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宦官在“靖难”时曾立下军功，帮助了他篡位开国，所以《明史·宦官传》之序中，说“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由此看来，狗儿是屡立军功，并因此“得幸”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在《明史·宦官传》中，没有他的传。他的名字见于“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这一句，但无事迹记载。在尹守衡《明史窃》的《宦官传》中，有“当靖难初，内官将兵者数人，有狗儿最敢先登……（永乐）八年，都督谭青等营内，有内官王安、王彦、三保、脱脱；彦即狗儿，靖难后所赐名也。”但亦无具体事迹记载。焦《国朝献征录》之《寺人》，有一些《明史》无传的宦官的小传，但亦无狗儿的传。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而史籍缺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史家各有揣测。但因此事不属本文范围，故这里不涉及。下面仅就我们所看到的有关资料，勾勒一个王彦的小传，暂补空缺。
王彦（1372？—1445），原名王狗儿，永乐时，成祖赐名王彦。尚宝监太监。建州松花江人，女真族。其父萨理蛮在明初率部属归附明太祖，并从征有功。王彦则侍从燕王于藩邸。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如建文二年（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