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如建文二年（1400），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阵时，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内官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这次战役取得了“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并俘获高级将领多人的战绩。建文四年（1402），在淮河流域的争战中，王彦或者与都督陈文筑桥济渡，或者与都督张武随朱高煦突击明廷的军队，与燕王胜利会师；或者在渡淮时与丘福、朱能率骁骑突袭敌营，取得了“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的辉煌战果［12］。
朱棣即帝位后，为了稳定对东北的统治，在大约是永乐五年（1407）时，特派武功声威远播，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成祖敕谕他的任务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遇有敌情，相机战守。凡一应大小事务，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并要“兼管神铳，与总兵等官相机使用”。还特别敕谕，“汝为朝廷内臣，受兹委托……务使地方宁靖，边人安业，庶称任使。”［13］所以给他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重。
王彦在镇期间，除日常工作外，还曾护送朝鲜世子李入明朝朝觐。成祖数次远征大漠时，王彦都参与了作战行动，以永乐八年（1410）五月为例，成祖指派王彦参加军事行动，即达十次之多。永乐十二年（1414），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这次他的哨马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成祖严厉斥责他“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但是，尽管如此，成祖仍然重用他。［14］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巡视北京，亦是命他“随驾”保护。此外，他还曾经调动六千个民到黑山开金矿，但是，三个月只得金八两，只好停采。［15］
仁宗即位，由于王彦与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又是曾与汉王一起诬陷太子朱高炽（即仁宗）的权宦黄俨的侄子，所以，为了防止他变成地方势力，将王彦召回北京。但是，宣宗时，由于王彦镇守辽东日久，情况熟悉，责任重大，不易找人替代，只得仍让他镇守，而且对他更恩宠抚慰。
王彦有妻吴氏，并拥有田园、盐引、奴仆、马匹等财产［16］。
王彦奉佛，任辽东镇监时，借迎送朝鲜之机，多次向他们大量索取厚纸，用以抄写佛经。又在辖区内大肆修缮和兴建佛寺，如重建普陀寺、端寂寺、兴福寺、天宁寺、仙宁寺，创建双峰寺、福田寺、玉泉寺、崇兴寺、普慈寺。正统年间调回京师后，以自己年将七十，为了“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他又请求在昌平县桃谷口兴土木建寺，并得到允准。所建寺颇具规模，有三世佛殿五间，四壁均绘画诸天梵像。后有祖师二殿，天神护法各有所栖。有禅舍、斋堂、方丈室。左右有钟楼、鼓楼。后有藏经阁，内藏金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百卷。正统五年（1440）寺建成后，敕赐号“广宁”，寿藏亦在其中。大学士杨荣还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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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昌盛
昌盛（1381—1438），神宫监太监，贵州都匀长官司人，可能是苗族或彝族人。
昌盛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宫，时年十一岁，虽然年纪小，但侍奉太祖小心谨慎，甚得恩宠，所以成祖即位，立刻升他为长随奉御。
昌盛日在成祖左右，应对得宜，因此经常受到夸奖。永乐初年，交刚刚平定，需处理的问题很多，成祖屡屡派他前往办理，八次往返，都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成祖更加信用他。永乐十年（1412），成祖派他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宗。昌盛侍奉朱瞻基十四年，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所以仁宗很器重他。
宣宗即位，为奖赏昌盛多年来的辛劳，立即提升他为神宫监太监。宣宗每次御驾亲征或到此方巡视，都由他前导，处处表现出对他的信用。
宣德二年（1427）到八年（1433），宣宗多次派他与朝鲜籍的宦官尹风、白彦等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朝鲜，为他选取处女、善烹饪的妇女和海东青、土豹、海味等等。选处女的事，虽然在永乐时已开了先例，但毕竟为儒家礼法所不容，永乐时也只能以“贡药材”、“贡白纸”为代号，遮掩朝臣耳目，因此这时为了避免朝臣弹劾，他们都将这些进贡托称是“贡马”，以致朝中大臣鲜有知者。但是，这些事在朝鲜《李朝实录》中，都有详细记载。
昌盛事迹在明代史籍中记载不多，而且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在礼部尚书胡撰的墓志铭中，对他评价尤其高，说他“性行纯诚”，“累使朝鲜皆能宣布王化，使夷人悦服，朝贡者接踵于道”［18］。但是，在《李朝实录》中，记下的却是昌盛的另一面。
据《李朝实录》载，宣宗二年（1427），昌盛首次出使朝鲜时，便露出了贪财嗜利的一面，除了得到国王的赏赐外，还求索各种珍贵的土特产，以致“赏赐之柜但六，自己之柜百余”。［19］又恣行无礼，“辄鞭笞朝臣”［20］。所以李朝世宗说他“虽俘处女、假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但朝鲜君臣畏惧明廷，认为这些宦官品质恶劣，难以理喻，又怕他“妄诉朝廷……为异日之大患”，所以不敢和他们相争，只有“忍辱，优待以遣”。于是昌盛更放肆地盗窃朝鲜官员珍宝，所过州县见有美物即取之，又随意夺民间马匹……来去自如，而朝鲜官员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些情况，宣宗后来亦略有所闻，所以宣德四年（1429）曾谕李朝世宗：“朝廷遣人至王国中，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并安慰他们说：“王父子敬事朝廷，多历年岁，逾久逾笃，朕所深知，非左右近习所能间也，王无虑焉。”［21］但是，这谕旨并未能堵住昌盛的贪欲，在宣德五至八年（1430—1433）他一再出使朝鲜，为宣宗索取海青、黄白鹰、土豹，并为辽东都司传诏换易耕牛时，都因为收不到大量贿赂的礼物，而“故为侵逼之计”，给朝鲜制造种种麻烦，让他们防不胜防。以至朝鲜抨击他为人“谲而不正”、“但求自己之私事”，从而通过昌盛等宦官在朝鲜的种种行径，评论明朝的政治：“自古天下国家之乱，由于宦寺，奉使而来者皆此辈也，则上国之政可知矣”。［22］所以《墓志铭》说他“内外驰名”，但实际上他驰的是恶名，他的行径损害了明朝的形象，已经给中朝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四、兴安（1）
兴安（1389—1459），安南贵族的后裔，幼年受过中华文化的教育，通文义。由于出身高贵，有学识，永乐五年（1407）被英国公张辅阉割了带回中国，送入明宫，当时他十八岁。
兴安进宫后，历事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宣德元年（1426）升长随奉御，掌管库藏出纳。宣德九年（1434）王景弘等下西洋归来，携回的宝货就是由兴安验收的。正统二年（1437），被差往苏、松、扬、泰各州清理盐法，兼选军士，并清理地方的疑案。由于诸事处置得当，回朝后被晋升为左少监，不久又升太监。并赐给蟒龙服，岁给廪禄，给予很高的礼遇［23］。正统十四年（1449）夏天，由于久旱不雨，怀疑是有冤狱所致，于是派兴安与内阁大学士王文审录刑部、都察院重囚，开了司礼太监主持会审的先例。
正统十四年（1449）秋天，也先入侵，在权宦王振的唆使下，英宗仓促亲征，出发前命王朱祁钰留守京师，政事与司礼太监金英、兴安，吏部尚书王直，驸马焦敬等共同处理。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中外震惊。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当时翰林院侍读徐（后改名有贞）倡议南迁到南京，遭到金英、兴安严厉斥责，他们一致支持于谦坚决抗敌，对保卫京师起了重大作用。当也先的部队进到德胜门外时，又是兴安和另一太监李永昌受命与武清伯石亨、兵部尚书于谦整理军务，开了内臣总京营兵的先例。而景泰初年，正是司礼太监金英犯了赃罪，屡遭朝臣指控的时候，所以兴安就成了最得帝宠、权势最大的太监。
也先俘获英宗后，本来以为拿着这一重要人质可以要挟明廷，可是，明廷已经另立新君，又认真作好防御；而蒙古内部又有势力因与明断绝了贸易关系，受到损失，而与也先有矛盾。也先无奈，只好与明廷议和，让明廷派遣使者前往接回英宗。
英宗返国，对景泰帝的帝位自然是个威胁，这时兴安极力维护景泰帝，阻挠迎接英宗返国。在廷议选派使者时，兴安先是说没有合适的人选，责问群臣“谁可以胜任？谁是文天祥、富弼！”后来又只选派了职位较低的礼科给事中李实前往，敕书又只说报礼，不涉及奉迎英宗的事。李实见到这样的敕书，十分害怕，到内阁请示，途中遇到兴安。兴安知道后斥骂他说：“你只应奉黄纸诏办事，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24］另据《明实录》载，在英宗回归后被软禁在南宫时，景泰帝要废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当把这事交付朝臣议论时，各大臣都不敢表态。兴安便对他们厉声说：“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25］就是在他这样的逼迫下，朝臣无一人敢违抗，都纷纷签名赞同。显然，在将年仅六岁的朱见济推上太子宝座上，兴安是立了大功的，所以景泰帝对他也特别回护。
景泰五年（1454）十二月，因为同为安南籍而阿附兴安的内使阮绢，为他唆使管工太监黎贤，擅于内府西海子边建佛庵，在西山等处建生坟、佛寺，并因此大量盗用官木等材料之事被揭发，都察院逮捕了阮绢、黎贤，审问得实，把他们判处死刑。但皇帝并不追究兴安的责任，后来连阮绢、黎贤的罪亦赦免了，只命将所建庵寺拆毁，把建筑材料收回便作罢。对兴安的宠信，亦不因此事而稍减。
景泰七年（1456），兵部尚书于谦病重，请假在家，景泰帝派兴安前往探望。兴安一向敬重于谦，并不因为于谦曾谏阻他大量度僧道而有反感，现在在于谦家里，亲见于谦自奉简朴，更是感动，于是将情况具体奏闻，帮他核算需用的钱物，因此景泰帝把尚膳监的酱醋蔬菜之类，都赐给于谦。于谦服的药要用竹沥作引，景泰帝甚至到万岁山，亲自伐竹为沥，给他和药丸。当时有些科道官认为皇帝太过宠信于谦，兴安公开说：“像于谦这样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的，还有什么人，现在国家正要用人，你们寻一个这样的人来把他换掉吧。”斥得言官们无言以对［26］。兴安对于谦的大力支持，是于谦得以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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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安（2）
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太子朱见济夭逝，景泰帝没有别的儿子，所以太子空缺一直未补上，因此，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时，兴安非常焦急，斥责前往探问皇上病情的大臣：“耳目不能为社稷计，日日徒问安耳”，以致众大臣惶恐而退，急急商议立太子的事。但是，还没有等到商议出结果，英宗已经复辟了。
英宗重登帝位，处死了于谦等大臣，杀了景泰帝信用的一批太监如王诚、舒良等。于是给事、御史纷纷上言，指出兴安和王诚、舒良等是同党，应该同罪。但英宗饶了兴安，只把他革职。
天顺三年（1459），兴安在北京去世。他是佛教徒，常斋僧布施，修缮庙宇。遗言以骨灰供奉浮屠。
五、金英（1）
金英（1394—1456），安南人。永乐五年（1407），征服安南返国的张辅大军带了些已经阉割、聪明俊俏的男童到中国，并送入宫中，金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大约十三四岁。
金英入宫后，历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在永乐末年大约三十岁的时候，升任司礼监右监丞。仁宗登基后，即将充军交的犯人张定名下的人口、家财包括房产和树株及其女婿田狗儿的人口、田地，都赏赐给了他。宣德七年（1432），由于他的忠诚勤谨，又赐给免死诏。后来又赐给银记，并升为司礼监太监。
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只有九岁，太监王振会哄他玩，他也就最宠信王振。于是王振越出金英等太监，独搅大权，出掌司礼监，金英只好处处都让着他。
金英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正统元年（1436）二月，他以报答前朝各皇帝恩宠为名，用历来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仁宗赐给他的武基庄田房舍上建造了一座佛寺。这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正统二年（1437）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赐给的田土、树株布施给寺，作为斋粮。延请明通大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当今皇上万岁圣寿。英宗十分高兴，给寺赐名为圆觉禅寺［27］。
但是，据《明实录》载，正统年间，金英曾先后两次被指控经济犯罪。第一次是正统二年（1437）四月，在京师恃势私创塌店，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垄断买卖，致市场混乱。第二次是正统八年（1443）九月，私牧于南海子及强夺民草。对此，英宗都令锦衣卫究治，但未予重罚。
正统十四年（1449）夏，因天旱，大理寺卿俞士悦等认为这可能是有冤狱所致，于是奏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除天变。英宗准奏，命金英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主要官员会审。金英便得以代表皇帝干预司法刑狱事务。会审时，“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在大理寺专门筑来会审的坛上，“张黄盖中坐”［28］，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可见金英这时权势之煊赫。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族进犯明之边境，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仓促出征，行前命王朱祁钰留守京师，朝政由金英与另一太监兴安和吏部尚书王直、驸马焦敬共同处理。
英宗所率的部队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消息传到宫中，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孙太后立即命王监国，立英宗之子朱见深（后之宪宗）为太子。这重要的圣旨，是由金英下传的。
面对险象环生的局面，王使金英和兴安召集廷臣商议对策。翰林徐（后改名有贞）建议迁都南京，遭到他们严厉的斥责，他们强硬地提出“敢言迁者斩”，支持了于谦坚决抗敌、保卫京师的主张［29］。金英于是更得到了孙太后和新皇帝的宠信。
但是，《明实录》载，景泰初年金英一再被都察院检控违法犯罪。先是金英家奴李庆等多支官盐及挟取民船六十艘运载，并杖死船夫，事后又用丝行贿淮安知府程宗。结果程宗被戍辽东，李庆绞，其余家奴杖，但没有涉及金英。于是刑科给事中林聪等劾金英“怙宠欺君，怀奸稔恶”，并劾左都御史陈镒等官员“畏权避势，纵恶长奸”。景泰帝命锦衣卫逮治陈镒等，但对金英并未处分。
其后，言官又纷纷揭发金英家人受贿或贿赂官员的事，如：金英家奴郭廉、赵显行贿两浙运使吴方大，多支浙盐；行贿盐运司郑崇多支官盐，于是有关人员都受到了严厉惩治。又揭发锦衣卫佥事吕贵升署都指挥佥事后，害怕调出京师会失势，便通过金英家人行贿金英，得以辞去署都指挥佥事，仍任原职。金英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