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4日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2003年2月20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Brent Scowcroft；“Dont Attack Sadda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2002；
见Todd Purdum and Patrick E。 Tyler；“Top Republicans Break with Bush on Iraq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2； 。
James A。 Baker III；〃The Right Way to Change a Regim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2； section 4； ： transcript of Lawrence Eagleburger； Crossfire； August 19； 2002。
2003年2月20日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对泽利科的采访。
Walter Gibbs；〃Scowcroft Urges Wide Role for the U。 N。 in Postwar Iraq；〃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03；
对鲍威尔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对切尼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
2002年8月26日切尼副总统对103届海外战争老兵全国大会的讲话。
Hagel quote in Purdum and Tyler； op。 cit。“雏鹰”（chicken hawks）的说法；见名为 the New Hampshire Gazette的网页。
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Doyle McManus；“Poll Still Backs Military Move o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 2002； ； Andrew Kohut；“Simply Put； the Publics View Cant Be Put Simpl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2002；
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文本，发表于《华盛顿邮报》2002年10月11日，A12版。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对一位参与朝鲜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
Doug Struck；〃Hints on N。 Korea Surfaced in 2000；〃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02； 9。
Don Oberdorfer；“My Private Seat at Pyongyangs Tabl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Outlook section；
见Barbara Slavin；“N。 Korea Admits Nuclear Program；” USA Today； October 17； 2002； 。
2002年12月2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的采访。
2002年1月20日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预备役军官协会的讲话，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关于争取联合国决议的外交活动细节，见Tyler Marshall；“A War of Words Led to Unanimous U。 N。 Vot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0； 2002，及Karen DeYoung；“For Powell； a Long Path to a Victor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
Michael OHanlon；“How the HardLiners Los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2002年10月7日总统在辛辛那提博物馆中心就伊拉克问题讲话的白宫录音整理稿。
2003年6月3日对扎尔梅·卡利尔扎德的采访。
Eric Schmitt；〃Buildup Leaves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2002；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Ibid。
Glenn Kessler；“Moderate Powell Turns Hawkish on War with Iraq；”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3； ； Steven R。 Weisman；“Patience Gone； Powell Adopts Hawkish Ton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003； ；2003年2月24日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务院录音整理稿；对一位法国高级高级官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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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伊拉克战争（14）
2003年2月26日乔治·W。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
鲍威尔、特内的这些言论及联合国发言的介绍，由在政府内部辩论中总体持反对意见的两位布什政府官员提供。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Frances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3； 。
2003年1月22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在外国新闻中心的吹风，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2003年3月11日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在新闻吹风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Karen DeYong and Colum Lynch；“Bush Lobbies for Deal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03； 。
Peter Stothard； Thirty Days： Tony Blair and the Test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见Gerard Baker； James Blitz； Judy Dempsey； Robert Graham； Quentin Peel and Mark Turner；“Blairs Mission Impossible；” Financial Times； May 29； 2003； 。
对一位美国官员的采访。
NBC News transcript； 2003年3月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1999年11月19日乔治·W。布什州长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2003年3月19日布什总统对全国发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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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1）
结果，这场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激烈辩论的双方都错了，并且是在重要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派警告说，入侵伊拉克将导致周边的中东国家发生巨大变动。他们的论点是，一场美国领导的战争将促使整个地区爆发示威游行，会威胁到其他阿拉伯政府的稳定。一些反对者提出，伊拉克有可能打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则有可能用核武器予以还击。
以上是反对派提出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然而，他们所预言的严重后果基本上都没有发生。入侵一开始，美军和英军（外加为了提供一块广泛“联盟”的遮羞布而由其他国家拼凑起来的为数甚少的部队）在持续三周的作战中，攻占了巴格达，废黜了萨达姆·侯赛因；又用了三周时间，完成了伊拉克其他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该地区其他体制相同的政府没有一个垮台；似乎没有一个政府因为战争而发生严重动荡。伊拉克没有攻击以色列，也没有使以色列卷入这场冲突。没有发生核决战。伊拉克的军队没有对联军使用生物或者化学武器。对于入侵部队来说，伤亡小得惊人。到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胜利时，美军仅死亡138人，比1991年为期4天的“沙漠风暴”行动的死亡人数还低。
其后，一些反战人士企图将他们预言会发生一系列可怕事件纯属主观臆想的说法给解释过去。法国官员事先反复告诫，如果入侵伊拉克，就有可能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引起愤怒情绪的爆发从而导致整个中东的不稳，后来又改口说如果战争不是这么快结束的话，这些后果迟早会发生。法国官员解释说，他们没有能预见到美英军队会如此轻易取胜。①如果这种解释站得住脚的话，那法国官员就严重误判了军事形势。在谴责美国强权的时候，他们也低估了美国可运用于现代常规作战的能力。
但在反战派出错的同时，美国最狂热的对伊主战派同样犯了错误。战争结束后，鹰派的许多预测证明都不准确。他们想象，一旦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一小撮高级助手被赶下台，其他人就会奋起欢呼伊拉克的解放。正如对伊拉克领导层的斩首行动曾是美国军事计划的核心要素一样，它也是战后重建策略的关键部分。目的不是要自下而上重建伊拉克，而是一旦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高层助手后，要让伊拉克人接管这个国家。主战派曾相信，伊拉克的文官队伍和市民社会将保持这个国家的运转并将效忠更有代表性的伊拉克新领导。
但是，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并不符合鹰派战前的概念。“结果，有些重要的假定把问题低估了，”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承认道。②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社会党对伊拉克社会的控制，远比布什政府预想的要深刻得多、难改变得多。伊拉克的军队和警察不愿意为美国人工作，也不愿意和美国人工作。结果，美国占领军发现与自己打交道的伊拉克人心存畏惧，疑虑重重，这与鹰派想象的那个出来欢迎侵略军的欢乐的民族的形象大相径庭。
当布什总统于5月1日在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军舰上宣告主要作战行动结束时，他声称：“伊拉克之战是2000年9月11日开始的反恐战争的一个胜利。”③然而，胜利并不完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美军遭遇了伊拉克的武装抵抗，伤亡比战争本身还要大。拉姆斯菲尔德这位在越战末期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国防部长曾哀叹道，越战的“特点就是谎言和借口多”。但他本人也在为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局势寻找借口。他一连两个多星期试图坚持说美军没有陷入游击战；最后是驻伊美军司令约翰·P。阿比扎伊德将军承认了他的部队对付的正是“典型的游击战式的”作战。④
与鹰派战前所预测的更不同的是，控制了伊拉克的联军没能找到布什政府反复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布什政府在国内外寻求对入侵的支持时，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是走向战争的主要理由。经过几个月的仔细搜查，并没有发现储存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政府也没有找到伊拉克在入侵前几年拥有大规模的、正在进行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更不要说（像朝鲜那样）正在迅速获得核弹了。战后受命领导中央情报局搜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戴维·凯，于2003年10月告诉国会，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仅仅处于“最初级的”状态。⑤
结束语（2）
总之，布什政府面对着比原计划要棘手得多的占领。它发现战后投入伊拉克的美军比原先预料的要多，时间要长。2003年11月，在布什5月1日宣布主要作战已经胜利结束6个月后，大约有13万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受到经常不断的武装攻击。到那时，美军在战后占领时期的死亡人数已近300人，超过战时阵亡人数的两倍。五角大楼为占领支付的费用每月达40亿美元，国会不得不为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重建授权约700亿美元的补充经费。
那些曾预言一旦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全伊拉克人都会欣喜若狂的人后来辩解说，这种情形没有出现，是因为许多伊拉克人受到了恐吓；他们害怕转入地下的复兴社会党仍然拥有的权力，甚至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有朝一日重新掌权。这种论点似乎相当有道理，但却指出了另一个谬误：对萨达姆·侯赛因专制政权、它对伊拉克人民的控制范围，以及要更新伊拉克领导层所需要的努力的错误理解。与反对入侵的人过高估计了战争对中东其余地区的影响一样，主战派过高估计了联军的胜利对伊拉克内部的冲击。
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几乎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观，反映了“火神派”三十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主题。
当然，首先，他们相信自己在越战失败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的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2003年，布什政府在有限的外部帮助下，在波斯湾地区发起一场全面入侵，而在70年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仅仅是象征性的，并且一度不得不依靠与伊朗（有一段是与伊拉克）的伙伴关系。没有别的军事行动能更好地展示美国军事能力的上升，或美国依赖这些能力作为与世界打交道的主要手段的程度了。
其次，对伊战争反映了“火神派”关于美国是全球一支善的力量的信念。其他人也许会担心战争和入侵带来的恶果和好处一样多，自由和民主的自由派理想也许不大容易在伊拉克那样的地方扎根。“火神派”总体上并不担心这些事情；确实，他们仅将伊拉克描绘成在整个中东传播民主的第一步。他们以自己在与东欧和东亚打交道的经验为背景来看待这场更高层次的斗争。“火神派”指出，怀疑论者当时也说过韩国等亚洲国家还不适宜实现民主，直到结果发现他们已经一切就绪（然而，区别之一是民主来到那些亚洲国家不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第三个主题是“火神派”对美国军事能力特别乐观的评价。这是一个在对自由主义理想或美国善行的信仰之外的因素。人们可能原则上赞成伊拉克或中东其余的地方需要民主，但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超出了美国的资源。美国可能没有达成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部队、决心和耐久力；它的目标太高，它的预算或军队的部署都难以完成。“火神派”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放弃。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坚持，美国并没有走下坡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比其他人相信的大得多的储备力量。
第四，入侵的决策表明“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或妥协。尽管在竞选演讲中谈到联盟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盟国少一点或没有盟国，比做出可能限制美国在海外行动自由的交易要好得多。确实，拉姆斯菲尔德曾一度暗示，美国如果不是渴望的话，至少愿意在没有其在国际事务中最亲密的盟国和伙伴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甚至连“火神派”里最愿意妥协的科林·鲍威尔，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美国几个最重要的盟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主要成员国）所反对的军事入侵。
最后，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承诺：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篇1992年五角大楼报告的初稿，提到美国必须阻止任何可与之匹敌的大国的出现。后来，由沃尔福威茨的助手斯库特·利比改写并以切尼的名义于1993年初发表的版本，对“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需要描写得更加模糊。通过对伊战争和试图把中东民主化，布什政府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内部逻辑很简单。恐怖主义已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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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3）
有时，“火神派”称，理解他们侵略伊拉克决策唯一的因果关系背景是“9·11”的恐怖袭击。“‘9·11’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我看到恐怖主义可能不止杀害三千人，而是三十万或三百万人，”沃尔福威茨说。⑥
毫无疑问，“9·11”袭击对“火神派”和美国全国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问题是，是什么了影响了“火神派”对那场创伤的独特反应？并非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像“火神派”那样反应；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班子都会对恐怖主义宣战，而且决心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入侵伊拉克。“火神派”的决策和“9·11”后的选择掩盖的，是怎样的本能、态度和经历呢？我们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几年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们有时否认，但“火神派”受到的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影响。
入侵伊拉克，这一布什政府最重大的外交决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神派”的各个成员们。
这场战争比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还要突出地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变成美国最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几乎每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