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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得施特劳斯是个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资产。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他。⑨
列奥·施特劳斯是现代保守派运动的一尊偶像。他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间特别强烈。他在学术界的继承人包括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前###长威廉·贝内特、福山和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还有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少官员。并非所有的施特劳斯主义者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威廉·高尔斯顿也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像沃尔福威茨一样，高尔斯顿先是在康奈尔师从布鲁姆，接着到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学。⑩
施特劳斯的影响令人吃惊，因为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深奥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具体探讨什么外交或者国内政策问题。和布鲁姆一样，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理解经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从洛克和卢梭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道德宽容精神的批判，他认为，道德的宽容统治了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绝对主义的基础，并且正试图变成彻底的相对论者”。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有可能退化为“不严肃的信念，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个都不值得进行热烈的辩论、深刻的分析或者坚定的辩护），接着再退化为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赞成某个独特的道德认识、生活方式或者人种至上的人，都有点像是精英论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劳斯谈到需要一群出类拔萃的顾问，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说的那样，他们能够使政治领袖和大众认识到，必须具备美德和正确的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
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施特劳斯的思想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一个领袖人物，行动果断，信仰坚定，敢于与“暴政”作斗争（施特劳斯经常使用暴政这个比较老的词，而不用专制这个更现代的词），这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尤其崇敬温斯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4）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经济产出等客观标准；安插特务和窃取情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情报搜集的不同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暴政国家的表现从根本上会与民主国家不同。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更需要重视虚假现象。极权政权可以把国内发生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不让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独裁者掩盖的现实，特务便是重要的。
到达芝加哥大学后，沃尔福威茨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位教授在芝大的执教生涯已近尾声，沃尔福威茨还没念完研究生，他便离开了。沃尔福威茨修了施特劳斯的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关于柏拉图的，另一门是关于孟德斯鸠的。他曾一度考虑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将施特劳斯的思想用于美国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写论文。不过，按照沃尔福威茨那时结识的朋友彼得·威尔逊的说法，沃尔福威茨当时并不怎么谈论施特劳斯；此外，沃尔福威茨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甚至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当时在威尔逊眼里，沃尔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间派，一个很能适应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人。
在随后的年代里，政府和学术界的同事都逐渐把沃尔福威茨看做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统的继承人。“沃尔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沃尔福威茨在谈论外交政策时提及的一些论点带有明显的施特劳斯思想的色彩：他强调要推翻暴政、谴责邪恶；他认为专制制度的运作从根本上不同于民主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情报机关有可能受到专制者的有意蒙蔽等等。沃尔福威茨最初在冷战时期将这些思想运用于苏联，接着在若干年后，又用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
随着他自身事业的发展，沃尔福威茨开始拉大与施特劳斯的距离。“我不太喜欢这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标签，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标签那类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实际上，从一开始念研究生，沃尔福威茨便开始受到一个新的领域——核战略——的吸引，开始投到一位新的导师的门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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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5）
1965年夏季，在为新研究生举办的第一次教职人员茶话会上，沃尔斯泰特曾经询问过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沃尔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尔福威茨答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跟他念过数学，”沃尔斯泰特说。在康奈尔大学短暂造反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开始浪子回头了。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能够得到数学家雅各布·沃尔福威茨称许的那类学者，如果他允许自己称许政治学界的任何人的话。沃尔斯泰特的经历显示，人们是可以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结合的。他在纽约市长大，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经在位于圣莫尼卡、承接美国空军合同的独立智库兰德公司安顿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沃尔斯泰特崭露头角，成为美国在核战争理论与战略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开创精神的研究显示，当时，作为发生核大战时美国的战略支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袭击珍珠港那样的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从那时起，沃尔斯泰特便潜心研究美国有可能遭受打击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一群研究国防问题的观点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包括赫尔曼·卡恩这个被认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兰格罗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后期，沃尔斯泰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吸引了不少像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的学生，他们不仅潜心于理论，也渴望在实际应用上有所作为。沃尔斯泰特主要推动的是防止核扩散。6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期，沃尔斯泰特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对他所看到的核计划可能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边界建立核能脱盐站，以此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水和灌溉等问题上形成一种合作精神。这些脱盐厂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它们也会制造出一种副产品——钚。沃尔斯泰特担心，钚终究会被用于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公司——凯瑟工程师联合公司具体建议在以色列搞一个大型核脱盐项目。沃尔斯泰特带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文字材料。他问沃尔福威茨懂不懂希伯来语。沃尔福威茨说他懂。这些材料便成为沃尔福威茨博士论文的起点。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详细地驳斥了建立核能脱盐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脱盐站的好处被夸大，核扩散的危险太大。他论述了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困难、秘密转移核材料的风险，以及帮助一个国家改进核科学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再出现。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对核扩散提出的警告，在当时既适用于色列，也适用于阿拉伯国家。沃尔福威茨尤其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以色列的核力量都将不得不相对地依赖于运载系统，这些运载系统甚至会受到常规武器的攻击，”沃尔福威茨在论文中写道，“……以色列对阿拉伯城市的核威胁将削弱以色列的常规军事实力，因为它会割断以色列与西方友好国家的联系，鼓励甚至是逼迫苏联替阿拉伯人进行更积极地干预……以色列的核武器会迫使阿拉伯人竭力获取核武器，如果不是从苏联那里，也会在以后从别国那里获取，或者依靠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果不其然，70年代初，沃尔福威茨的论文完成之后，以色列的确发展了核武器。它的阿拉伯邻国开始考虑效法以色列，某个阿拉伯政府也就是伊拉克开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正像沃尔福威茨预言的那样。在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公开场合，沃尔福威茨很少承认他反对过以色列发展核计划，也不承认以色列起了刺激中东其他国家与之较量的作用。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中东核武器计划的危险问题。在当时，这还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议题，但在后来30年里，正是这个议题一直纠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消耗了沃尔福威茨本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6）
一个又一个夏天，热情的青年学生们走出大学校园，云集美国的首都，为当时五花八门的目标几乎是不计报酬地工作着。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华盛顿市杜邦环岛的周边地区，在那里，许多名称含糊、预算更不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在破旧低矮的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就是在那里，1969年夏天，“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开张了。
该机构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里，它的办公室成为开展特殊指导活动的场所。在那里，美国冷战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处于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将他们有关华盛顿的深奥的学识和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硬观点，传授给了两名好学的年轻研究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
艾奇逊曾经官至国务卿，尼采则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这两个人一直是美国主张对苏联采取不妥协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艾奇逊和尼采建立了“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为了长期提供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而游说国会。随着越战日益失去民心，国会开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审查美国的国防预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提交给参议院审查的最昂贵的一项开支。参院两党的自由派——如爱德华·肯尼迪、威廉·富布赖特、老艾伯特·戈尔、查尔斯·珀西和雅各布·贾维茨等政治领袖——联手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持反对意见者做了一件以前国会在就国防问题的斗争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请来支持他们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新的武器系统是否有效提出质疑的著名专家。
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反驳这些科学界的反对者，他们挖苦地称他们为“查尔斯河帮”。他们的主要同盟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他吸收了这些分文不取的年轻研究生们到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工作。沃尔斯泰特从芝加哥大学派来了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彼得·威尔逊。沃尔斯泰特另外吸收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念研究生的珀尔，自从毛头小子珀尔在洛杉矶与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约会，他就认识了他。珀尔在名义上负责着办公室，虽然该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层级结构。
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