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有我写下的几行潦草的字，这几个字才是我真正的支票。没了包包，我就没安全感，没法觉得自在，好像自己的一部分也没了。这就是我先生失去的东西。他早餐吃了什么、明天做什么、口袋的铜板叮当作响，他都不记得。他无法记得最近的事，他必须自己捏造。
二十年前我问过一个朋友，问他会不会有一种持续的渴望感，我想知道那种渴望。他回说：“当然有。”我们当时在五十九街的池塘边吃午餐，顺便看鸭子。太阳出来了，草坪又绿又密，鸭子绕着池塘划水，水不是很清澈。我那时对生命很彷徨。“那是什么？”我问，“我们在渴望什么？”他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没什么，就是渴望而已。”那时候听起来对极了。几年以后，我成熟了一点，我知道我在渴望什么，我渴望：我属于这儿。
理查在两家医院里总共住了三个月。去年8月，他终于回到我们的公寓。他看起来很正常，他的脑子受到那种重大伤害之后能恢复成这样，算是奇迹了。我记得我那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发生那种重创，什么都没改变吗？我们经过那么多折磨，我变了，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比较懂得珍惜友谊，知道人最需要什么，我也学会怎么接受安慰。但是我先生表现得好像4月24日晚上9点45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好像车子没撞上他，什么都没变，每件事都和车祸以前一样。几乎让我有点失望。我体验到的那些事要拿来做什么用呢？要怎么和他分享呢？我和我的导师谈起这件事，她先生七年前也发生创伤性脑伤。她听完之后说：“珍惜这些日子。”哦，我心想，一切都会没问题的。毕竟，她不可能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我们会把4月24日之后停摆的日子照以前的模式继续过下去。
开始的十多天，一切都很正常。理查自己走到厨房，打开碗柜，摸摸桌子，摸摸厨房操作台。他说他在让自己“重新熟悉一切”。但后来，他就渐渐不对劲了。他开始问：“你为什么搬家？”
“没有搬啊，”我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但他还是啧啧称奇，他说我的确可以办到这样——我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厨房。也许因为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所以他以为一定是地方变了。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是怎样。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骗他？为什么我说谎？他“真的”家在楼上，或在楼下，或在任何地方，反正不是在他目前所在的地方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以为自己11点的时候得去纳粹盖世太保那里应讯，他很害怕，但很认命。“现在已经没有盖世太保了，”我一再保证，我搂住他的肩膀，“我们很安全，你只是做噩梦罢了。”但他还是不信我。
他的幻觉越来越多，他说晚上有陌生人在他房间里，说有动物跑来跑去。他说他的尿液中有污染源，他已经送去亚特兰大化验，他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电话是多少，他得立刻打电话给他们。不久，我自己的正常观念也开始瓦解。他说他脚下的地板是斜的，我竟开始学他那样走路。家变成是混乱和担忧害怕的地方。不停打电话给他的医生也没有用，理查变得更偏执，最后终于演变成精神病。有天清晨5点，他光脚走出公寓，身上只穿一条内裤。“别拦我，”他大吼大叫，“我要回家。”每晚都来我家协助照护的护士把我拉到一旁，“罗太太，”她对我说，“这个家，是疯的管没疯的。”在那一刻，我迷失在这场混战中。后来我们终于找了个医生来治他的病，找到一间医院准备从急诊室接他住院。理查虽然很害怕、迷惘，又怒气冲冲，但他不肯去医院。在一个凄惨的星期三早晨，他再一次坚持要回家。我推出他的轮椅说：“理查，坐上去吧。”我恨我自己，但是我说：“坐上去，我带你回家。”
家（3）
这是大杯的曼哈顿酒，算是我的第三杯，我允许自己喝三杯。喝下三杯，我就不会喝第四杯。理查受伤以前，我已有二十年没沾一滴酒。但过去一年，我又喝酒又抽烟。我喝我的酒，再点上一根烟。这是老办法，是我对付压力的老办法，我有四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那四十年并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第一杯曼哈顿有家的味道。今晚我告诉理查我爱他，他说：“你的话值二十顶帽子和全世界所有的签名。”我又吞下一口酒。我不确定我先生会不会再回家，或是回到任何地方。
和我在鸭池塘旁边吃饭的朋友，现在在麻州某处的绿色山坡上有间石头造的房子。他住纽约市，很少去那间石头房子。他觉得他应该把房子卖给会一直住那儿、喜欢那房子、会照顾那房子的人。但是他又说，每次他一到那儿，还不到五分钟，他就知道自己是属于那地方的，他觉得自在极了。然后，那种感觉又没了，因他骨子里全是不安定的细胞。不过，每个月大约能有五分钟的这种感觉，就值得他把房子留下了。
我喝完第三杯酒，付了钱，还能笔直地走完一条长街回家。我们的公寓充满了我先生的影子，也充满没有他的存在。今晚，因为悲伤、愤怒，再加上两杯酒的作祟，我竟有办法搬动那张十英尺长的桌子。那可是动用了三个男人才搬得进、搬得出书房的。我父亲以前就在这张桌上写字。桌子很旧，是张很重的工作桌，我不知道它有多重，只知道今天早上我连挪都挪不动它。但今晚，我却把它搬到门边，搬到大厅，搬到书架前，从头到尾只花了六分钟。今晚，我要做点变动。我把理查和我第三次见面时给我的铜制小教堂放到桌上，教堂尖塔内有只铜钟。我还记得我一边谢他，一边想：这是求婚吗？没错，是求婚。都过了十三年了。
今晚是难过的一晚。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活片段要放进我的过去和未来，但是我还算幸运——我知道什么已经变了，我知道我在哪里。理查的指南针没了，他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对他而言，除了记忆的游魂，什么都不是真的。但我们都在找自己所属的地方。再说，家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把蜕变中的自己凑在一块罢了。也许家是像我朋友说的那样，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向往而已。
慰藉（1）
每年十月，圣约翰大教堂都会纪念圣方济日，同时也举行“为动物祈福”典礼。好几千人带着自己的宠物参加典礼，把宽敞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人潮还被挤到教堂外面。有家农庄牵来牛、马等大型家畜，平日卑下的乳牛、马和羊一一登上神圣的祭坛，脖子上还挂上花圈。还有人带蛇、大鹦鹉、鸥和老鹰。有一年连大象都来了。停车场外出现几个小型的宠物乐园。一头小小的猪最热门，平日在大教堂广场流连的孔雀也昂首阔步，并为观众表演孔雀开屏。我是2001年去的，那些在焦黑的世贸中心废墟进行搜救的勇敢狗儿和主人一起接受表扬，现场好多人哭个不停。
我在半条街之外就看到萝丝，它和其他两条狗坐在停车场一张桌子下等人认养。它看起来只有巴掌那么大，是很神经质、很紧张的狗，但我第一眼就爱上它了。它有一半血统是腊肠犬，一半是惠比特犬（这种混血一定是特意安排的），是我见过最美的狗。它看起来像一头迷你鹿，也像瞪羚，或者就像某个人看到萝丝的腿之后说的那样：腊肠犬的美梦成真了。它有经过训练吗？卵巢已经割了吗？我问了些不必要的问题，但我知道我是要定它了。我蹲下去抚摸它柔软光滑的棕毛，注视它那双非常紧张的棕眼。它瘦削的身体微微发颤。我一直很想再养一条狗，就是它了。
萝丝到家时，我的猎犬哈利并没有高兴得跳起来。事实上，哈利一直咆哮，占据着它的半边沙发（它就坐在中间）。简单的说，它不欢迎萝丝，但是它看起来太活泼了一点。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哈利和我已经过了很久的隐居生活，除非必要，我们俩都不想出门。车祸以后，哈利更怕出门。我得把发抖的哈利抱进电梯，走过楼下大厅，再过条马路到河滨公园。一旦我把它放下，它就要冲回家去。有一天，我拍下我和它在教堂的相片，其实它并不喜欢到那儿去。
车祸发生的时候，哈利只和我们相处了四个月而已。哈利是朋友给我们的，朋友在林子里发现哈利，它饿坏了。它来我们家那天，我们都很担心。我们给它吃东西，但它不吃。给它水，它也不喝。要带它去散步，它趴在地上，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如果我们向它靠近，它就尽可能缩小身体，瑟缩在沙发一角。最后我们放弃，上床睡觉了。十分钟后，我们听到爪子踩过光滑地板的声音，哈利出现了，它跑上床和我们一起睡。这一整晚，要比其他夜晚更美好。
“现在你对你的狗有什么感觉？”我记得灾难发生不久，有人这样问。我回说：“我爱我的狗。”这问题很怪。“没有哈利，我没办法一个人面对这一切。”理查住院的第一个星期，我常在半夜醒来，伸手去寻他时，才发现我身旁的那团体温是哈利的小小身体。那些时刻，悲伤和感谢融合在一起，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
哈利和萝丝经过了一开始的领域之争后，关系缓和了许多。它们唯一一次真的打起来，是为了一块我忘了收好的蜜糖甜甜圈。那是恩特曼饼店的甜甜圈，为它打架也算值得。萝丝才来几天，哈利就变得活泼外向，它的尾巴翘得老高。现在我们每天早晨都出发到遛狗场。带萝丝散步好像在放风筝一样，萝丝在绳子的另一端。哈利就不一样了，它成熟稳重地走在我身边，像座稳当的小靠山。在遛狗场的时候，我和哈利就坐在长凳上看萝丝跑、跳、转身，以及和每条跟在它后面的狗儿赛跑。它跑得比它们都快，但还是输给两条狗——一条是叫做苏菲的东非猎犬，另一条是叫做切尔西的阿富汗猎犬。只有这两条跑得赢萝丝，但它们多半都骄傲得连跑也不愿跑。
萝丝让我们定出低潮。它总是睁一只眼睡觉，如果我叹气太频繁，它会有所警觉。如果我看书看到一半抬头，或者拿下我看书的眼镜，它会紧张地跟着我。我后来发现，它原来的主人死于世贸中心的恐怖攻击，它是被伤心的主人亲戚带去给人认养的。不管它原来的主人是谁，他一定和我一样爱它。是他训练萝丝的。我叫萝丝坐下，它就坐下，我发誓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灵魂就在附近徘徊。我想要告诉所有爱他的人，跟他们说他的狗现在有了新家，它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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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2）
我每周去看我先生一次。他现在住在纽约北边一家专门治疗创伤性脑伤的医院里接受照料。意外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但我还是经常会回想起来。他好像就在我身边，却又不在附近；他是我丈夫但又不是。他脑子想的好像分成两边，两边又互相冲突。我尽量不去想这些。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坐到户外。我们不说话，只是坐得很近，握住对方的手。感觉很像以前的日子，像我们又结了一次婚一样。晚上我回到家，我的狗跑过来欢迎我，萝丝跳得老高，有如脚上装了弹簧，哈利则在我脚边磨磨蹭蹭。有时我外套没脱，就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
如果你有透视眼，能在傍晚、清晨或晓餐前看透我们的公寓，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在睡觉。当然，下雨天最好，但即使是晴朗夏天，狗和我也是躺在床上。萝丝从我右边钻到棉被后面去，哈利睡我左边，我们挤成一堆。没一会儿，哈利开始打呼噜，萝丝的下巴就靠在我脚踝上，我们的呼吸把棉被弄得一上一下起伏着，我只觉得好感激。我们正在做幸福的事，正如我们需要食物、空气和水一样基本。我们沉浸其中，再一次互相保证，再一次重新充电。我们三个家伙，两种物种，靠着简单的互相取暖，换取慰藉。
惊喜（1）
整个春天我一直在跌跤，被树根、石头、崎岖不平的地砖绊倒。下坡的时候，七叶树的果实让我滑了一跤，我的脚让塑胶垃圾袋给缠到了一块儿，我摔倒在泥泞中。我的新鞋子太大了，但它们是耐克的，而且看起来很酷，是我从我女儿那儿偷来的。我讨厌摔倒，但我必须承认，发现自己就要摔倒的那一刹那（那一刻感觉上似乎绵长久远），是很刺激的。我60岁，也许有一部分的我是疯狂的，喜欢享受失控的感觉。
现在天气正热，但我的狗还是要出门。今天早上我才在通往一百一十五街公园的石头阶梯上摔倒。早上气温已摄氏三十五六度。我很快站起来，一点伤也没有，两条狗绳还拉在手里。两个好心人和他们的狗跑上前来帮我，那只狗的短毛摸起来像羊毛毯，我猜它还是小狗，但其实它已经11岁了（你喂它吃什么？我也要学它那样吃）。我没受伤。我局促不安，是因为我没有依社会传统，穿上我这年纪女人该穿的全套内衣，因为实在太热，我就不把自己搞得那么麻烦。再说，我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是穿成这样到处走的。也许我又重回年少轻狂又愚蠢的年代，不过，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回到那段日子。
我和好心人聊了一阵子狗经，然后继续往公园走。我看到一棵小树的新干上有个奇怪的东西，我取下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三叉戟，被红色和绿色的丝带团团捆住，底部还贴了张富士苹果的标签贴纸。我环顾四周，也许哪个匿名艺术家正等着他的匿名观众呢。但是一个人影也没有。萝丝已经竖起尾巴指向它新发现的猎物，准备好要冲过去，不过哈利却呆呆的朝相反方向使劲拉。我只好把三叉戟放回去，小心翼翼地继续走下坡，满地都是圆滚滚的槲果。我再一次停下来，把哈利嘴巴里的鸡骨头挑出来，又拍拍萝丝，不准它去追松鼠。萝丝的身体因为亢奋而微微颤抖，它全身的细胞都在教它怎么追捕动物。到平地时，我们三个又各做各的去了，萝丝还是在找猎物，哈利拿鼻子嗅来嗅去，我则寻找更多别人做的东西。
河滨公园有位艺术家，也许是有很多位艺术家。几个月前，我发现一堆光滑圆润的石头，像一窝鸡蛋一样塞在一颗树下的树洞中。然后我又在一棵大榆树下发现一个小窝，放有刀子、叉子、汤匙，都是用树枝做的。还看到好几株残干上面摆着几撮石头和树枝，像临时祭坛上的祭品。有样东西斜倚在一块大石旁的树干上，它的结构可不简单，如果那不是用棍子搭到一半的遮棚，就是搭到一半的蜘蛛网。我惊讶地望着这个结构好一阵子，感觉它似乎违反了物理学原理。我想帮它拍张照，但第二天早上它就被拆掉了。我本来很沮丧，后来想到可能是搭建它的艺术家因为觉得不够满意才拆掉的，心里才觉得释怀。昨天我在鸟园小路几尺外的地方看到两根棍子插在泥土里，大约相距四英尺远，棍子上方是一丛枝叶，恰好形成一个“尿尿”（Pi）字样。哈，毕竟这儿是无奇不有的哥伦比亚新大陆。
我很注意这些事情，但我讲得不多，因为我知道我这人向来有点大惊小怪。今年夏天在苏格兰，我指着前面草地上一截可爱的橘红色东西大叫：“珍妮佛！”“那只是巧克力糖的包装纸。”珍妮佛耐心回答。我可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疯子。还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家有一个小孩的鬼魂，鬼魂用线、绒布和碎布做成娃娃放在楼梯上让她去找。那时我听得毛骨悚然。三十年后我还是感觉毛骨悚然，但现在我害怕她就是那个做娃娃的人。上星期某天晚上大雨过后，我看到一百一十三街匈牙利民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