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做一个母亲和想拥有一份职业的想法之间取得平衡，她为此苦恼极了。米切尔医生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经学者，主张“那些神经紧张的女性需要明白的是，家务劳动是治疗的方法，而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他对吉尔曼说，要想减轻这种紧张她应该让自己沉浸在家庭生活里面，并且说她需要完全的卧床休息，要多吃一点，多睡一点，每天按摩，尽量减少“外界刺激”。这个处方和一头牛在变成每镑100美元的牛肉之前需要的建议没什么两样。在米切尔的疗养院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吉尔曼回了家，她一同带回去的还有医生“尽量待在家里”的建议。吉尔曼尽力遵从这一建议，直到接近疯狂的边缘。1892年，她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并不是只有作家才会担心家庭生活会抑制自身有所创造的雄心。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当女性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时候，结婚率下降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出生率也一路下滑。即便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把婚姻看作一种必然的归宿，但对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还是担心婚姻带来的义务会让她们无法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女性所取得的进步正在遭受被“让女人回家”的风潮的冲击。恐吓的战略被自由运用。在出版于1910年的一份加拿大联邦政府报告上有这样的结论：“母亲工作，孩子死掉。” 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人劝告说，不妨再去想一想家庭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莉莉·弗里兹（Lilly Frazer）的《对没有仆人者的重要帮助》（First Aid to the Servantless）一书出版于1913年，就是进行这种宣传的典型文本。“我们将很少听到有关崩溃、神经衰弱或者是休息不好的事情……”她在书中许诺，“简单的快乐将再次被感受到，人必须去做出努力也是注定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所受的教育越高，她就越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庭主妇。” 1921年，是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第二年，不让女性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职位的做法开始初次露出了端倪。为了让女性雄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家居手册通过把擦地板和打扫卫生称作“科学”来强调家庭主妇的“职业”身份。“收拾屋子”被当成一件富有创造性、能带来满足感的活动，这样家庭主妇们在做完家务时就能感到很开心了，因为她看到自己把家庭照顾得是那么好。“收拾屋子比家务管理更进一步”，莉莉莲·吉尔博斯（Lillian Gilbreth）在《家庭主妇和她的工作》（The Homemaker and Her Job）一书中这样说。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里面充斥着对心理学和进化论的相信。“更进一步的是行动，是个体的变化，是创造性的工作，”她这样写到，“家务管理是科学……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为的是有时间休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像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家务权威一样，吉尔博斯没有被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限制住。她是一个工业设计专家，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着孩子，并且继承了丈夫的生意。） 当然，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相应的，广告商和生产商都把妻子们当作家庭的“主要购买力量”，这就发展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女人们是“为购物而生”。到30年代早期，北美地区劳动力的女性中有44％是白领，法律却明文规定妻子们应该回到家里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学校体制规定女性教师在结婚后得辞去教职， 1937年美国的联邦法律废止了这一规定，但是一直到50年代，有好多州限制女性在政府中工作。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男人们应征入伍腾出了一些位子，家庭主妇们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家庭尝试工作的机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她们不再被需要了，这些女人又被号召回到家庭中去。1943年，《纽约时报》宣布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女人”将会很愿意回到家庭。然而，“真正的女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在1944年、1945年针对从事与战争有关工作的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4的人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在战争前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中有一半表示她们想保留工作。然而美国政府有其他的计划，正如1944年在广播中出现的一则广告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斯通女士。”广播员问。 “我爱我的工作。”斯通女士回答。 “战争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广播员问，“你还想继续工作下去吗？” “我想不会。”斯通女士回答，“当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将会选择在家里忙。” “你真是值得称赞。” 也许你会问斯通女士既然在战前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待在家里却会更“忙”。但是从广播员的评论可以看出那种把妻子限定在家庭里的观念。而且这一评论把家务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事实上，不过就是一系列谁都可以完成的作业。作为妻子的工作，家务不仅是需要完成的杂事，它还被提升为表达爱与支持的姿态。这样一来，女人在对家务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从耻辱到荣耀的感觉的变化，于是她在广告的蛊惑下很快就觉得自己伟大起来。战争结束以后，重型机械生产企业阿德拉精密仪器公司（Adel Precision Products Corporation）的一则广告中，有一个小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再待在家里啊？” 反对雇佣已婚妇女的政策又一次被制度化了。例如一直到1955年，限制已婚妇女加入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才被取消。1948年，为在纽约的塞尼卡福克斯举行的第一届妇女大会做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应该把妻子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举办这次纪念会议的美国妇女署给杜鲁门的致辞起的题目是“美国女性，变化的角色：工人、家庭主妇、公民”。当杜鲁门总统致辞的时候，他把顺序改了一下，“家庭妇女”在最前面，“工人”在最后。 然而想让妻子们老实待在家里的种种努力最后证明没什么效果，在50年代，女性工人的数目进一步膨胀。年轻女性渴望在家庭之外能够有所建树。在与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结婚的许多年之前，杰奎琳·鲍威尔在她的毕业年鉴上写到她将“永远都不做家庭主妇”。（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她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主妇，她把白宫从一个寒酸的办公区改造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公共场所，在那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所做的这一切为后来的第一夫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尽管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支持的公共服务没什么关系，但比原来用纺织品、彩色的小零碎和中国图案装饰的白宫好多了。杰奎琳·肯尼迪并没有直接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就像饱受非议的伊迪丝·威尔逊和希拉里·克林顿那样，但是她做的事情事实上很有政治性，并且具有复杂的社会涵义。）和这一情况很类似，5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卓越的妻子露西·李嘉图（Lucy Ricardo）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挫败感的家庭主妇，她永远都在计划着摆脱家庭，赢得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望。 郊区的出现提供了让家庭主妇们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个理由。1960年《时代》周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这样描述了一个郊区家庭主妇：“交织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丝线——郊区梦想的保持者……孩子们总是在她心里，或者是在她腿边走来走去，她是早餐供应者（‘你不能把冰激凌当早饭吃，因为我不允许’），洗衣工人，清扫房间的人，洗盘子的人，买东西的人，园丁、百科全书、孩子们发生争执时的裁判、政客（‘汤姆，你妈妈从来都没告诉过你，闯到别人家里打开人家的冰箱是不对的吗？’） 贝蒂·弗里丹住在纽约郊区但是她的工作是一个记者，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大量引用了《时代》周刊上的文章，以证明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经常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喜欢用很表面的一些关心来掩饰她生活的沉闷和乏味：“如果她还没有怀孕，她就疑心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她站着吃涂了花生酱和黄油的三明治，想着要是在称体重时能大吃一惊就好了（周期性地），和隔壁的邻居在电话里聊天。她拿着支票簿，为丈夫的收入无法超过每月的账单而烦恼（从来都不会超过）。有一种趋势认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妻子地位永远不会有郊区的妻子地位高。如果丈夫送给她花（不是在特殊日子），她就会很惊讶，然后她会把孩子们赶到隔壁邻居家玩耍好给生活一点小变化，然后她在做晚饭之前为迎接丈夫的回来稍施脂粉。充满在她生活里的是美好的时光或者是对暗淡情绪的逃避。” 可以预见，当弗里丹的声明在1963年发表的时候必然会触到一种集体性的神经紧张。正如佩格·布兰肯（Peg Bracken）在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我憎恨家务：什么时候做家务，怎么做家务才不会浪费你的智力》（I Hate To Housekeep：When and How to Housekeep without Losing Your Mind）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家务劳动已经因为让女性镇定而受到谴责——这其实是吉尔曼的睡眠疗法的更新版本——即使依然处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但是当《女性的奥秘》被确信在推进女性成为劳动力的时候——这是多年来许多妻子曾经想努力到达的目的地，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使其成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孕药的发明，1960年这种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能买到。通过允许女性控制她们的生育，避孕药让女性不必再在职业与母亲之间做两难选择。如果女人们想晚一点结婚或者是压根就不想结婚，也变得可能，这就使得妻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被选择的角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7）
如果避孕药对妻子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这种进步的取得可以归功于两位女性：著名的控制生育提倡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慈善家凯瑟琳·麦考密克（Katherine McCormick）。在谈到避孕药的发明时，桑格和麦考密克经常被人忽视。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明”它的那些男人身上。他们是科学家古蒂·皮克斯（Goody Pincus）、化学家卡尔·德若斯（Carl Djerassi）和产科医师约翰·罗金（John Rock）。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母亲”，就是这两位打破旧习的妻子。麦考密克1875年出生，是第一个在曼彻斯特技术学院取得科学学位的女性。毕业后，她嫁给了世界收割机公司的创立者斯坦利·麦考密克（Stanley McCormick）。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一情况使她决定不要孩子。1917年，麦考密克与桑格相见。麦考密克帮助桑格从欧洲往美国走私横膈膜，好供桑格在纽约的生育控制诊所使用。在那个时候，桑格以20世纪生育控制运动的一个有争议的倡导者而闻名。1922年，在和丈夫离婚以后，曾经当过护士的桑格嫁给了石油大王詹姆斯·诺亚·H·斯利（James Noah HSlee），和他在一起她拥有了一种“开放”的婚姻，那时候这个词还没开始用呢。1951年，75岁的麦考密克联合71岁的桑格，把她们丈夫的巨额财产投入到桑格很多年前就说过的“神奇”药丸的开发上去。 剧作家、政治家克莱尔·布什·卢斯（Clare Booth Luce）宣称避孕药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现代女性最后和男性一样自由，可以处置自己的身体，赚钱养活自己，追求个人思想的进步，努力拥有一种成功的生活。”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劳伦斯·F·凯兹（Lawrence FKatz）一起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与堕胎改革相比，避孕药更大程度上让女性在职场上有了上升的空间，是一种更积极的措施，或者说更为女性主义：“避孕药降低了未婚女性为追求事业而付出的代价。在这种药发明之前，大学里的年轻女性不得不为她们的社会生活和婚姻的前途而付出很多。” 但是避孕药并非是惟一的驱动力。经济上的不景气也让夫妻同时工作成为很多家庭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1974年，在北美地区有工作的已婚女性数目第一次超过了在家里的女性数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把女人分为“在家庭之外工作”和“在家里工作”的二分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主妇上的电影，如《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复制娇妻》、《蒙特那格罗》（Montenegro）、《毕业生》、《沙箱之上》（Up the Sandbox）、《狂妇日记》（Diary of a Mad Housewife）等等，把这一类女性描写为被压制的、不快乐的时代错误。她不再被广告商当作有用的目标了。相反，市场商开始努力去吸引新出现的独立的职业女性，这些新女性手持信用卡，得意到宣称她用的是欧莱雅的染发剂，“因为我值得拥有”。 在60年代和70年代写的有关家务管理的书籍在处理这一主题的时候，不是写成指导手册，而是更像一种社会学上的调查。它们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可怕。安·奥凯利（Ann Oakley）的那本很有影响的《家务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出版于1976年，认为女人所负有的做家务的义务让她们屈从于男人。“要想消除这种永久的挫败感需要走很远的路。”她这样写到。还有一幅非常暗淡的画面是由加拿大的记者彭妮·科姆（Penney Kome）在出版于1982年的《谁的工作是家务》（Somebody Has to Do It：Whose Work Is Housework）一书中，她的叙述证明家务劳动在金钱价值与个人价值方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 70年代一本引起了广大女性读者共鸣的家务管理指导图书最后变成了女性焦虑的起源。这就是雪莉·康罗伊（Shirley Conran）在1975年出版的《超级女人》（Superwoman），这本书意在对“不费力气的家务劳动”给出半开玩笑的指导，这在其第一页写的警句中就可见一斑：“生命如此短暂，甚至长不成一只蘑菇。”《超级女人》的题目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就像康罗伊本人是一个离婚女人，为了抚养孩子苦苦挣扎，这在书的开头讲的也很清楚：“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你能尽可能快地做完你不喜欢做的工作，好留出时间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像作者后来解释的那样，“它更多的是指‘打倒超级女人’，指从家务劳动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康罗伊认为女人能够掌握家庭和职业，只要她们不去遵从前人们以为正常的关于家务的标准就行。有一些捷径被提及。讲到对婆婆的拜访，康罗伊有以下建议：“不要老想着要打扫卫生，把到处弄得窗明几净，只要在花瓶里放满了鲜花，把一瓶杜松子酒和滋补品塞到她手里就行。” 这本书里意在给时间紧张的职业女性提供帮助的内容很快就变成了用来反对她的军火。市场商凭借直觉就嗅出一种很理想化的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消费者角色模型在出现，他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