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力量做事。”家庭暴力就这样变成了浪漫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美好神话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中，让人们了解到在浪漫的景象之后还有被掩藏着的问题，却让文化中充满了对暴力和浪漫的关系的幻象。在20世纪50年代，观众们没有看到过杰克·格利森（Jackie Gleason）在电视节目中殴打他的妻子。但是在80年代，妻子们被殴打或者是被强奸的情节成了电影中常见的一幕，事实上也是票房的保证。受侵害的妻子用非常粗暴的方式反抗的故事——从弗朗辛·休斯到歌唱家蒂娜·特纳（Tina Turner）——都被写成了通俗小说，拍成了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暴力被认为是代表了女性的利益。在这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许多机构比如热线电话和顾问团体等等。 曾经在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里德达沃特事件在80年代被改编成了适合电视放映的电影《强奸和婚姻》（Rape and Marriage：The Rideout Case）。在1984年，法勒·福斯特（Farrah Fawcett）在《燃烧的床》中扮演了弗朗辛·休斯，在那一时期这个片子赢得了最高的收视率，还被授于艾美奖。与此类似，《求救：特蕾西·瑟曼的故事》（A Cry for Help：The Tracy Thurman Story）在1989年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就赢得了大量观众，在那一周在尼尔森调查表上位于第四的位置。 “处于危险中的女人”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出版主题，这从《我是蒂娜》（I Tina）一书的热销中可见一斑。蒂娜·特纳在书中记录了她和她的音乐家丈夫之间充满了暴力的关系，1993年，这部书又被改编成了电影《爱又如何》（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这就是好莱坞现在贩卖的东西”，史蒂夫·德森（Steve Delsohn）这样说。他是一个出版商，管理着一家公司本部在纽约的出版集团的西海岸工作室。“我每天都得在办公室里打上10个电话，到处寻找有关‘处于危险中的女人’这样的书稿，这是一个新热点。这种潮流可真是怪异。” 扮演勇敢的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对于年轻的女演员来说成了一个戏剧化的典礼，因为这既可以提高她的名声，同时又使其获得艾美奖或者是奥斯卡奖的机会大增。当福斯特扮演弗朗辛·休斯时，就摆脱了她以前深入人心的海报女郎形象，媒体对她如何勇敢大大赞扬了一番。她的头发未经打理，穿一件松垮的棉衫，一张未化妆的脸经常是一片青紫。 1987年，伍皮·戈德（Whoopi Goldberg）因为在《紫色》（The Color Purple）中所塑造的角色获得了学院奖。朱丽亚·罗伯茨因为在《漂亮女人》中扮演一个街头妓女重新改写了灰姑娘的故事，1991年在电影《与敌共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中她扮演的也是一个灰姑娘式的角色，但所处的位置是受害者，而不是成功地改变命运。在《与敌共眠》中，她扮演的劳拉·伯纳（Laura Burney）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拥有一份看上去很完美的婚姻。她的丈夫是一个英俊、富有的投资顾问，他们住在一所豪华的大房子里。他总是把她称为“公主”。在这完美的表象后面却是潜藏着一个噩梦。这个王子的控制欲很强，仅仅因为她没有把浴室里的毛巾摆放好就把她给狠狠地骂了一顿；他让她按照他的吩咐穿衣打扮，因为毫无理性的嫉妒他把她打得鼻青脸肿。为了逃跑，罗伯特扮演的角色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跑到了美国中部地区，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她和一个性格温和的戏剧老师认识并发展出了一段恋情。但她的丈夫跟踪而至，对她进行威胁。最后她因为自卫杀死了他。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的结婚礼服的曳地长纱拖在地上，紧挨着的是她丈夫的尸体。她终于自由了。 在2001年的轻喜剧《结婚计划者》（The Wedding Planner）中取得的成功为詹妮弗·洛佩兹的演艺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接着在2002年的《足够》（Enough）中她扮演了一个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这实在是一个很戏剧性的过渡。《足够》是另外一部被美好幻象掩盖着的悲惨故事。在这部片子中，一个努力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招待被一个富有而且魅力十足的男士所征服，后来在精神和身体上都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她带着年幼的女儿逃跑被抓住，她除了好好练习，寻找机会杀死她丈夫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 想看书来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11）
家庭暴力的肖像在唐娜·费若特（Donna Gerrato）那里得到了最逼真的描绘。1981年，费若特本来是应日本的《花花公子》之邀为一对看上去很幸福、性感，又充满冒险精神的美国夫妇拍摄照片。一天晚上，住在这对夫妇隔壁的费若特被一阵吵闹声给惊醒了。她抄起自己的照相机，跑到大厅里，发现这对夫妇正在浴室里激烈地争吵。她看到丈夫殴打妻子。费若特赶紧蹲伏下来，抓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去阻止这场争执但也没能成功。在这场殴打发生的一年后，费若特用这些照片劝说妻子离婚。《花花公子》拒绝刊登这些照片，她联系过的其他杂志也一一表示拒绝。这毕竟是在1981年。这些照片是非常原生态的，不论是读者还是广告商都不见得有兴趣。费若特后来成了家庭暴力的铁杆证人，她坐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参观急诊室，到妇女避难所和监狱里生活。她出版过两本书：《以爱的名义》（In the Name of Love）和《与敌人生活在一起》（Living with the Enemy）。她开始获得尊重，1993年她拍摄的记录片《保卫我们的生活》（Defending Our Lives）获得了学院奖。 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形象的盛行导致了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人们对这一题材已经开始失去了兴趣。1989年，女演员的电影制片人李·格兰特（Lee Grant）编剧和执导了记录片《被殴打的人》（Battered）。但是她承认当她想到这个主意时，她觉得“这个题目已经很陈旧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关于这个题目的好片子”，她说：“我一开始很抵制。然后我看到了两部片子。一部是关于印度新娘被火葬的，那些女人被杀死只是因为他们娘家没有给她们准备足够的嫁妆。另外一部是巴西的为了尊严而进行的谋杀。如果妻子没有及时地做好晚饭男人们就能把她一枪打死。在法庭上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说‘我的尊严被触犯了’。”他们那种自以为正义的嘴脸让格兰特感到很是震撼。她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 1977年，加拿大的电影制作人盖尔·辛格（Gail Singer）导演了《被爱、被尊敬和被打伤的》（Loved， Honoured and Bruised），讲的是詹妮·福克斯（Jeannie Fox）的故事，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结婚16年来忍受了14年的家庭暴力。最后，福克斯鼓足勇气离开了她位于偏远的马尼托巴湖地区的家，她和孩子们到温尼伯湖地区的一家专门提供给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的客栈寻求庇护。在这部片子上映以后，辛格告诉我，好多女人找到她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们的婚姻与电影中的很是类似。竟然有这么多的女人在家庭里遭受着折磨，她被这一事实惊呆了。 大约20年后，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加拿大的国家电影协会，请辛格执导另一部反映女人所遭受的家庭暴力的电影。她一开始很愿意去做。她想每个人都会支持她这一做法的。当她告诉人们她的新计划时，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她意识到拍摄这个题目的阻力后，她于1997年拍摄完成了《你不能殴打一个女人》（You Can’t Beat a Woman），这是“另外一部关于女人受暴力侵害的电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公众不再对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感到畏缩。她已经成了一种高贵的日用品，能够促进杂志的销售，赢得奖励，让工作进步，甚至能够促进香烟这样的产品的生产。《人物》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则封面故事“被殴打的美女”，画面上的那些完美面孔属于一些有名的美女，她们说自己曾经被男朋友或者是丈夫虐待过。这张表很长：罗宾·格温和迈克·泰森，麦当娜和肖恩·佩恩（Sean Penn），斯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和艾克塞尔·罗斯（Axl Rose），帕米拉·安德森·李（Pamela Anderson Lee）和汤姆·李（Tommy Lee），卡丽·奥蒂斯（Carrie Otis）和米基·洛克。 1999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用唐娜·费若特的一张照片当成其举办的全国性反对家庭暴力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精明的选择，因为在那一时期，这个公司的主要产品香烟被当成社会罪恶批判，这个公司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它在全国性的家庭暴力计划上花费了200万美元，这只占了该公司1999年6000万慈善捐款中的很小一部分。同年，该公司花费了10800万美元为香烟做广告，正是因为这一笔小花销让这个公司越过了不许香烟作广告的禁令。 出现在菲利普莫里斯的运动中的女性面孔不是被殴打的鼻青脸肿——比如像尼克尔·布朗或者是海达·纳斯鲍姆。她们被处理得适合商业目的。一张招贴画上是一个年轻美丽的西班牙女人，眼睛红红的，但她的脸依旧是完美无瑕。一个电视广告则展示了另外一个迷人女性，第一幕中她怀孕了，接下来她就在和一个小孩一起玩了。画外音则是她在叙说在他怀孕期间她丈夫对她实施暴力，以及她是怎样到避难所里寻求到保护的。最后一幕是女人和孩子在海滩上嬉戏。菲利普莫里斯的名字一闪而过，随之出现的是这个公司慷慨支持这一反对家庭暴力计划描述性文字。 在新娘冲动的最后资本化过程中，新娘的形象和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形象结合了起来。神话般美好的新娘具有的吸引力是如此巨大，显然她在让公众注意到成为一个妻子将遭遇的危险方面也是有用的。但是在新娘和受暴力侵害的新娘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联系：在大众媒体中，她们都被描述为生存在一种朦胧状态。一则为Help USA——一个专为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提供帮助的公共服务机构——做的广告曾经在2001年刊登在女性杂志上，上面有一张新娘的照片，她戴着精美的面纱，面对着祭坛。广告词是“我，玛丽亚，承诺爱和服从，不顶嘴，藏起我的伤口，一旦害怕我的生活就生活到街上。”接着是更醒目的话：“没有人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幸运的是，这里有HELP USA。”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12）
在2002年6月，墨西哥出生的女演员塞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身着一件结婚礼服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游行，其目的在于号召国会提高在拉丁人聚居区反对预防家庭暴力的财政预算。她对记者说，对于1999年新娘格拉迪斯·瑞卡特（Gladys Ricart）被她从前的男朋友里德费尔德（Ridgefield）枪杀的事情感到很气愤。2001年秋天，这件结婚礼服曾经被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约西亚·阿斯顿（Josie Ashton）穿着花了两个月从纽约走到了迈阿密。参加这次华盛顿抗议行动还有《嘉人》杂志的全体职员，他们身穿怪诞的白色结婚礼服的照片出现在了《嘉人》杂志的2002年的10月号上。在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中，海耶克提到了“传统”，这个词与“完美的”童话故事里的婚礼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很悲哀，家庭暴力在相当多的拉丁社区里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一种传统。”这位女演员这样说。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并不仅仅是在拉丁社区妻子们遭受家庭暴力被看作是一种“传统”。在法律上，丈夫对他们的妻子不再拥有肉体或者是性上的占有权，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也越来越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自我概念本应获得一个新的发展，“妻子”这个词的意义也应得到新的界定。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出现。家庭暴力非但没有被根除，反倒在文化结构中进一步被巩固。 妻子们不再被描绘成法律制度的受害者，而是成为爱情的牺牲品。爱情是如此激烈，以致于她宁愿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无力去理智的行动，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成为新娘梦的一个侧面——不是童话般美好而是噩梦般凶残。 在尼克尔·布朗谋杀案的审判中，她更多地被描绘成因为爱情而遭遇厄运，而不是因为这个男人的谋杀才死于非命。在结婚11年之后，她的丈夫因为谋杀她而被起诉。把妻子当作受害者来描绘，不仅影响对妻子的理解，也会影响到对女人的理解。这也为妻子的形象开创了一种新传统——女英雄式的、复仇女神式的，她们就像社会的义务警员，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错误进行反抗。这样一种形象将会引发深广的社会影响。 。。
第六部分 倾听咆哮（1）
随着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成为了一个为人们所日渐熟悉的形象，她那张支离破碎的脸庞仿佛是对已经在现代婚姻里扎根的暴力一个控诉，而那些奋起反抗丈夫的妻子们则被当作一种新的女性角色而受到欢呼。这充分说明了事情所具有的两面性：妻子作为受害者，受害者作为胜利者。有一点必须得到强调，最有名的进行复仇的妻子并不是因为在肉体上遭到丈夫的侵害。更加令人忧伤、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她们把永恒的爱当成了现代婚姻的基础，这一基础却是这样的不稳定，当昔日的诺言在刹那间就被无情背叛的时候，才是她们真正为之心碎的时刻。 被抛弃的女人，尤其是被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夺取了位置的女人，很容易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而不大容易被人提出质疑。一个号召年轻女孩走开的道德观念大行其道。为了对事情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只需要看看出版于1992年《第一任妻子俱乐部》（The First Wive’s Club）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利维亚·戈德史密斯（Olivia Goldsmith）。这个42岁的作家在决定写这部虚构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她觉得在她自己的离婚经历中，当财产被分成两部分时，她经受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伤痛。把这部小说写好，最好是好到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就是她能寻找到的最好的复仇方式了。 因为以前做过市场顾问，她对已婚和未婚的女人都很了解，所以在小说中她塑造了三个中年的离婚女人，她们对自己富有、有权而且很有计谋的丈夫进行了机智的、非暴力的报复。妻子的角色或许是暧昧不清的，但是这些女人心里所怀的愤怒显而易见。女性主义喜欢把女人根据意识形态的基础进行区分，但是这些被抛弃的妻子的愤怒却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 戈德史密斯写作这本书的灵感被1989年的《财富》杂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期杂志的封面故事的标题就是“首席执行官的第二任妻子”。在这里，妻子被当成了可以“升级换代”的商品，究其本质和厨房清洁剂没什么两样。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第二任妻子，也就是那些富有权势的男人在第一任妻子无法满足需求之后，另娶的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这种光彩照人的妻子被认为是贪婪时代的一个可见象征——更能证明她丈夫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尽管这些女人经常自己也是成功的——不然她如何能配得上她的丈夫呢？所以有时候这些女人容易被人认为性情淫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