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迷人的模特波林娜·波瑞兹科娃（Paulina Porizkova）——在她们的三十岁生日前跑到拉斯维加斯去把自己嫁掉。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朱丽亚·罗伯茨扮演了一个28岁的女人，她也处于怕自己嫁不出去的恐慌中，在她最亲近的男朋友要结婚的前夕她爱上了他。 忽然之间，单身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加拿大的时尚杂志《闪》（Flash）在1998年4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一代老处女”，还登出了电视演员艾丽·麦克白（Ally McBeal）的一张照片：“她很酷，她很吸引人，她三十多岁了——她还是一个人。我们确实觉得这很好吗？”当然，我们“觉得这很好”。或者我们不这么觉得？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会发现这篇文章把单身生活描述为“一种传统状态，发展得太离谱以致于难以接受了”。 即使是那些充当着单身女性的样板的女人也被质疑。“有什么是钱买不来的”，这是2001年8月份的《人物》杂志在封面上对那些没结婚的女演员的质问。“她们看起来已经拥有了一切”，被标了下划线的文字说：“但是朱丽亚·罗伯茨、梅格·瑞恩和尼可尔·基曼仍然想寻求浪漫。”在里面的文章里，给这些成功的单身女人描绘出一幅暗淡的图景：“据统计，经济独立、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在星期六的晚上最经常做的是一个人看《吉娜女武士》（Xena：Warrior Princess）。”这些统计资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并未提及。但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真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 想看书来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2）
又一次，只能二选一的、取胜无望的幻想情节又被提出了。在同一本《人物》杂志中有文章赞美单身生活：“单身女人有那么多的选择，她们不必安家，也不必放弃和一个喜欢独立的男人一起。” 单身女人面对的“幻想”如此丰富，以致于这一情况如此难于解释。其中散发着最为奇异光芒的是《时代》周刊上的文章“谁需要一个丈夫？”在这篇文章里面，《欲望城市》中四个女演员中的萨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说她经常因为自己不是丈夫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而觉得羞愧，她的丈夫是演员马修·布鲁德里克（Mathew Broderick）。作为大批单身女性的虚构的、不现实的角色模型，她所从事的过分苛求的工作使她无法选择别的生活方式。“我知道他不会洗衣服，他整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她对《时代》周刊说：“这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然而，她也承认自己经常和单身朋友们谈论婚姻生活是那么闷厌，他们能有拥有自由和快乐又是多么地幸运。当她被问到是否真相信这些话时，她说不。“如果说单身会更好那肯定是开玩笑，”她解释说。 在这40年里，妻性鸿沟产生了，在流行文化中单身女人的形象经历了变迁——从安·玛丽（Ann Marie）在《那个女郎》（That Girl）中快乐、天真的乐观主义到亚力克斯·福瑞斯特在《致命的吸引力》中巨大的挫败感，再到布里奇特·琼斯、艾丽·麦克白和《欲望城市》中的那种神经质的自我鞭挞。事实上，《欲望城市》中的女人把长久以来在文化中的优先权人格化地表现出来了，至少在媒体看来是这样的。她们全都住在神话般的房子里，穿的是奇装异服。她们的生活就是快乐的购物、去餐馆和到酒吧或者温泉。所有的谈话都集中在消费上面——从鞋子的设计者、男人的精子、最好的震荡器、最好的整容医生。在主角卡丽（Carrie）的留言机上的信息最具代表性，她说：“我出去买鞋了。请留言。” 通过把解放等同为购物，女性主义在商业领域上得到了展现。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单身女人面对的是22条军规式的悖论：一方面，她们的社会价值和她们的经济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们的消费能力让她们能够重新书写社会规则。接着，由此引发出了一个回潮，单身女人被呈现为需要一个丈夫，至少她们是否需要是值得讨论的。 为了搞清楚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必须看一下单身女郎的市场是怎么出现的，在2000年这个市场看上去一片生机。在提出“谁需要一个丈夫？”的《时代》周刊热卖报摊的前一个月，扬·罗必凯广告公司 （Young& Rubicam）的分支机构伦敦智力工厂（Intelligence Factory）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单身女性是“新雅皮”。这一研究名为“单身女性消费者”，宣称专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独自生活的单身女性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结果很明显，独自生活的女性已经像80年代的雅皮那样成为了最大的消费群体”，玛丽亚·塞兹曼（Marian Salzman）说，她是智力工厂的总监。 这些“无鉴赏能力的独立”女性——智力工厂的研究报告中这样称呼她们（对于这个形容词，他们也许应该表示歉意）——并没有只是一味等待“对先生”的出现。很明显，研究者关注婚礼产业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正如塞兹曼所说的那样：“女人们在建立她们自己的警戒线；她们自己照顾自己。结婚戒指不再是她们的理想。” 其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北美，单身女人比单身男人购买房子的要多。75％的未婚女性拥有汽车。她们也在房子装修、娱乐、旅行上花钱，甚至她们要为抚养自己生育的没有父亲的孩子而花费。那种认为丈夫等于安全的老看法已经被完全改写了：现在高收入才等于安全。 和流行看法相反，大多数单身女性在20几岁时并没有渴望婚姻。事实上，全球女性在推迟和避免结婚。在美国，独自生活的女性数目在过去的50年里上升了33％，达到了3000万，结婚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在英国，结婚率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项研究显示，到2020年在英国将有1/4的女性选择独身。与此同时，在北欧，自1950年以来，结婚率下降了一半，据估计有45％的35岁以下的女性将永不结婚。未婚女性的数量上升最为惊人的是日本，在最近15年里单身女性增加了50％。另外，有人预测在1980年后出生的日本女性中有1/7的人将终生不婚。 日本结婚率的急剧下降与消费伦理的变化有直接联系。年轻女性被称为“单身寄生虫”，不愿意放弃她们的职业去做处于附属地位的家庭主妇，就像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女性那样。相反，她们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用挣来的薪水去购买路易·威登的皮包，CD的香水，和女朋友出去吃晚饭，就像《欲望城市》里的女人那样。一个日本女性曾经这样对《纽约时报》说：“‘对先生’可以晚点来。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降低我的生活水平。” 智力工厂的报告概括了50年来的潮流。为了寻找其起源，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时候男人而不是女人被鼓励去放弃传统的、被压抑的性别角色。丈夫而不是妻子被号召去解放自我。刚刚萌芽的丈夫解放运动有其自己的圣经，那就是《花花公子》（Playboy），这本革命性的男性杂志赞扬单身汉的生活。从1953年12月出版第一期开始，《花花公子》就关注物质享受带来的愉悦——最新式的音响系统、新款跑车，或者是每晚约会一个不同的女人。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3）
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批评传统的妻子角色之前很久，这份杂志就鼓吹反对婚姻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版商休·赫夫纳尔（Hugh Hefner）在出版第一期《花花公子》时27岁，他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丈夫，那时候他已经结婚4年还有了一个女儿。头条文章是“1953年的掘金女郎”，对离婚法庭上男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做了申诉，宣称“赡养费对于男性来说很不公平”，还说“女人为了利益才选择了婚姻”。 其他的文章，比如“赞成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进一步阐述婚姻不受男人欢迎。“我们从一夫一妻制中得到了什么？”这篇文章问：“神经过敏，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了。焦虑、狂躁、精神分裂、高血压、过早阳痿、性病和两百万名性冷淡的泼妇。” 《花花公子》反对郊区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单身和已婚女性都尝到了经济独立的自由，从战场上回来的男性发现他们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家庭贷款和建立家庭方面承受着压力。《花花公子》表现出的是对传统责任的逃避，通过物质上的愉悦来实现自我表达。它的出版也与那种认为男人应该有一份工作，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的认识的淡漠相吻合。新一代的单身汉在社会秩序中更多是被当成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丈夫。而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裸女或者说是“玩伴”，则让人们知道这些不想结婚的男人是些货真价实的异性恋者。 不娶妻子的蓝图是《花花公子》勾画出来的理想世界中的中心。像《新娘》杂志一样，这份杂志不刊登与它建立的幻像所抵触的广告。这上面没有治疗男人秃头、肥胖或者是口臭的广告。现在已经存档的那些早期杂志可以证明它是婚姻与社会潮流的先驱。一系列名为“选择你的第一任妻子”的讽刺性文章预言了几十年后将会出现的“第二任”妻子现象，它的声明是这样的：“第一任妻子，和未婚妻相反，必须实用、耐用。她既不是玩偶也不是装饰，更不是玩伴。在你还不能请得起佣人的时候，她是你早期艰难岁月里的妻子。她将承担起母亲、厨师、女仆、司机、护士和女工人的职能。”在女性运动发起的十多年前，《花花公子》就很敏锐地意识到女性正在慢慢地占据上风，它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就叫“女性化的美国”，认为男人被围困了，曾经属于男人的世界正在慢慢被女人所控制。 在这本杂志刚刚问世的那几个月里，其发行量达到100万份。在1963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秀》（Show）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花花公子》对女性的贬低。作为回应，几千名女性——她们中许多人都是通过从事各种形式的男性娱乐活动谋生——愤怒地表示她们并不这么觉得。她们说，斯泰纳姆所说的降格让她们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和性自由。 到那个时候，单身女性被这份男性杂志宣传为被消费的对象。在海伦·格雷·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于1962年的《性与单身女郎》（Sex and the Single Girl）中就提到了《花花公子》。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煽动性。一直到60年代，单身女郎——“好的”单身女郎——还洁身自好等待结婚。1960年，避孕药发明了，到了60年代末的时候这对单身女性来说成了很容易弄到的东西，原来的情况被永远改变了。 以前的书，格雷·布朗写到，“所有人都把单身女郎当成受害者，不合时宜的人”，但是《性与单身女郎》很严肃地把她称为“我们时代最新的魅力女郎”。这本书宣称一个女人“应该通过她做的事而不是她属于谁来确认自我”，鼓励她“接受你身体的所有部分，因为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可爱的”，并且要“重新考虑那种认为没有婚姻的性是下流的说法。” 这本鼓励女性永远都应该自我提升的小书为之后出现那些为单身女郎提建议的书和杂志创建了一个模板。它告诉女人不管她们多么贫穷，多么没有吸引力，她们必须把自己的资产价值最大化，从她们的外表到她们的住所无不如此。它建议女人去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既是为了社会地位也是为了金钱。格雷·布朗建议说，一个小小的股票操作员，都是“相当性感的”。 在格雷·布朗看来，变得性感是很理想的想法。作者对于什么是性感有明确的看法：“干净的头发是性感的。头发茂密是性感的。胳膊和腿上的毛发是不性感的。可爱的贴身内衣是性感的。更性感的是压根就不穿！”她对什么是不性感的也同样有把握：“牙齿间的食物碎屑、松弛了的长袜或者是连裤袜、咬手指甲、借钱（非常不性感）、肥胖、神经过敏都是不性感的！” 《性与单身女郎》把婚姻当作一个目标。格雷·布朗告诉女人们“大多数男朋友不想结婚，所以为了顺利地把自己嫁出去，需要一些技巧。”她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许多证据。少女时代的她因为贫穷，离开了大学开始打工做秘书，后来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策划。1958年，在她37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成功的电影导演大卫·布朗（David Brown）。 到1963年4月，《性与单身女郎》已经售出了15万本，布朗和她的丈夫开始计划创办一本以18岁到34岁之间的职业女性为目标读者的杂志。1965年，赫斯特报业集团看中了布朗夫妇的主意，希望能够让旗下的月刊《Cosmopolitan时尚》起死回生。海伦·格雷·布朗被任命为总编，很快，杂志的发行量上升了。这份杂志赞美单身女郎的快乐生活，并且囊括了几乎全部——工作优秀、消费奢侈品、诱惑男人。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4）
单身女性的市场是广告商的福地，她们很想去消费，以此证明和庆祝她们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旋转是很昂贵的，如果需要支付长期的费用。新衣服、健身设备，还要购买那些如何找到“对先生”的意见，这些都需要花销。不要介意她们的消费模式到2002年的时候会导致单身女人在北美的银行破产档案中占了40％，是上升速度最快的一个破产群体。 在20世纪20年代，广告商为了迎合刚出现的女性主义者对平等和自由的需要，把他们的产品做的对女性很有吸引力。1929年，美国烟草公司想引诱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这是70年代“你走了很远的路，宝贝”的先驱。 我们不应该忘记，早在19世纪，还没有《Cosmopolitan时尚》杂志标榜单身生活的好处时，那些没结婚的女人就已经独自生活了，她们享受自己的工作以及和男人建立的关系。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美国的女性获得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这甚至还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女性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单身幸福”，主要是赞美单身生活。它的提倡者有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路易丝·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婚姻依然是女性的一个目标，但是那些不结婚的看起来也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 尽管女人们跨越了教育和职业的障碍，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依然不是那么符合社会的看法。她被看作一个不自然的、憎恨男人的人，甚至是“像女的”——这是一个描述老处女的词，她们中很多人都被认为是同性恋。就像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中描写未婚的马吉·塔利维尔（Maggie Tulliver）时说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一个小错误”。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单身女人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统计学上的不正常”。在出版于1949年《第二性》中，西蒙·德·波伏娃写到：“对于女孩子来说，婚姻是她进入社会的惟一方式，如果她们老是不结婚，按照社会化的眼光，这就是浪费。” 不结婚的女人也被当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她们在家庭之外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她们不遵守那些统治着妻子们的规定。正如帕特里夏·欧伯莱恩（Patricia O’Brien）在1974年的研究报告《单身女人》（The Woman Alone）中写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