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这时候如果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中拿出已经太迟了，所以选民被告知如果他胜出，他的妻子将取代他的位置。在美国，从1923年开始有44名女人继承了她们丈夫在国会中的位置。其中最突出的是玛丽·博诺（Mary Bono），她最早是一个女招待，后来成了桑尼·博诺（Sonny Bono）的第二任妻子，1998年她开始担任国会议员，2000年11月她再次中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7）
阿尔·戈尔（Al Gore）支持简·卡纳汉继承她丈夫的位置，他说这个女人已经和政治家结婚46年了，同时她拥有一张商业管理的文凭，是“在迈进政治生涯中，她完全可以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然而，凯瑟琳·梅兹克洛维奇（Katharine Meiszkowski）在《沙龙》上撰文表示了对简·卡纳汉得到位置的愤怒：“认为一个妻子应该继承丈夫位置的想法让我们想起了关于妻子的古老概念——她必须体现丈夫的意志与观点，当她丈夫不能做到的时候，她继续去贯彻他的想法。” 洛纳·温特在离婚后发起的运动仅仅是妻子的价值在发生改变的一个例子。例如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越来越流行：像洛纳·温特这样的以妻子为职业的女性因为做了与妻子有关的工作，才得到了丈夫——也就是雇主的直接补偿。还有一个例子是玛丽·凯瑟琳·伯根约（Mary Catherine Birgeneau），她是多伦多大学的校长罗伯特·伯根约（Robert Birgeneau）的妻子。1999年，伯根约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职务，开始就任加拿大最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的校长一职，很快有消息传出，在他所签定的7年任职期间，他的妻子将每年得到6万美元的工资。她为此要做的工作包括招待客人、陪丈夫旅行、在处理学校事务时充当非正式的外交官。这样的角色往往会得到间接的回报，通常丈夫的薪水里面包含了妻子应该得到的报酬。 过去，大学校长的夫人们常常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情的，多伦多大学这是第一次直接向校长夫人支付工资。当这条消息在大学的报纸上刊登，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支持这个做法，说这是积极的进步，因为这意味着“专职夫人”经常受到忽视的工作开始被赋予经济上的价值。更多的人是反对。“为了钱而结婚”是《独立报》上的文章标题，其中的嘲讽意味非常明显。“她因为是一个妻子而拿工资”，大学里的一名行政官员很是轻蔑地说。是的，她做的是几百年来妻子们一直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她丈夫的雇主开始意识到她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所以她才得到了报酬。这竟然成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1964年6月，玛丽·凯瑟琳·沃瑞（Mary Catherine Ware）在多伦多的圣莫尼卡教堂与鲍博·伯根约（Bob Birgeneau）结婚。他们都出生在这个城市。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高中的舞会上，尽管一直到他们都成了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再次重逢以后才开始约会。1962年大学毕业后，玛丽·凯瑟琳开始在多伦多的天主教儿童援助机构工作。结婚之前，她一直住在家里。她丈夫比她晚一年拿到大学文凭，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开始去读研究生。 他们举行婚礼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在乡村酒店里举行过招待会之后，这对夫妇上了他们的车——一辆二手的雪佛莱，和客人们挥手道别。这时候，22岁的伯根约还没有他自己的驾驶执照，仅仅有一张初学者的许可证，但是如果一个丈夫不坐在驾驶座上，由新娘在一边陪伴，那将会被看作是不恰当的。这对新婚夫妇到处旅行。后来是刚刚就任的伯根约夫人驾驶着汽车，因为她有一张驾驶执照。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端坐在“晨间起居室”里一把装饰华丽的长椅上，这所房子是随着她丈夫的任命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这位于底层的房间是用来举行学校里的典礼的，一年大概会用60次。 伯根约夫妇住在楼上。像大多数公务居所一样，这里让人感到有些单调，有一股陵墓般的气息。在她后面的墙上，挂着黑白照片，是他们举行婚礼那天的留念。那上面的她穿着一件式样简单的白色绸缎礼服，袖子很短。她丈夫和年轻的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有点相像，黑色的头发，笑容和善。他们看上去那么幸福，和通常的新婚夫妇并无两样。 将近40年之后，玛丽·凯瑟琳·伯根约与照片中那个年轻女孩相比多了几分世间气息。她的黑色头发剪得很短。她不是特别在意穿戴，一件剪裁讲究的黑白相间的外套，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小山羊皮鞋，脖子上戴一串细细的金项链，这就是她喜欢的穿着方式。媒体的关注让她很不适应。她说自己宁愿躲在幕后，聚光灯下的生活实在让她很不舒服。 玛丽·凯瑟琳从来没有读过《女性的奥秘》，这本书出版于她结婚的前一年，但是她对这本书探讨的问题非常熟悉。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她是一个家庭主妇。这是她依然喜欢着的一个角色，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她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结婚的那一年，有不到40％的已婚女性有工作。“我很幸运能待在家里”，她说：“虽然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拥有它们。” 结婚以后，玛丽·凯瑟琳去新港地区和丈夫团聚，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1966年儿子出生。鲍博·伯根约在耶鲁大学当了一年教员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英国，这样他就能到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来他又在贝尔实验室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又把家搬到了新泽西州的平田市。 1975年，伯根约被聘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工作，他们于是把家搬到了韦斯顿，这里是波士顿市的富裕郊区。玛丽·凯瑟琳的生活重心是孩子和他们的活动——核桃仁巧克力饼、小女孩的游戏、足球——她在家长…教师机构中非常活跃。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开始到社区中去做志愿者，她教授英语，还和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们一起工作。 。 想看书来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8）
与此同时，鲍博·伯根约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在美国和欧洲来回奔波。这就意味着玛丽·凯瑟琳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承担了95％的抚养工作。这时候，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8年，鲍博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主任。1991年，他被任命为院长。 鲍博·伯根约承认当他在追求事业的时候，拥有一个支持他的妻子令他获益良多。“我认为只要夫妇双方遵守传统的社会角色，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成功、稳定的婚姻。这会让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完美。你能从家庭生活中受益，同时你也能专心工作。” 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他说她妻子接受过的社工培训和她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都是很有价值的，他经常咨询她的意见。只要接到邀请，玛丽·凯瑟琳会出席麻省理工学院的每一个社会活动。到了80年代末期，当孩子们都进入了大学，玛丽·凯瑟琳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产生了疑问。她那一代女人还被教育说婚姻是她们的职业目标，但她却感到很是疑惑。她说她想去上大学，不是为了得到多少训练，而是为了自我提高。她最想要的还是一个家庭。“那些是我的优势：我想帮助我的丈夫，给他的事业做一点工作。”但是这些应该有一个回报。“待在家里，当母亲和妻子是不同的，她说：“它是辛苦的、无私的工作，我也不需要奖赏。” 她的丈夫很支持她的想法。他甚至还送给她一本杰曼·格雷写的《女太监》。“鲍博喜欢我待在家里”，她说：“但是我感到很矛盾，我不知道如果我做其他事情的话能不能得到承认，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得不到体现。” 当她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与父亲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女孩子们，很重视父亲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他的看法比我的重要得多”，她说。1990年，玛丽·凯瑟琳到波士顿大学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课程。1993年她取得了学位，但她选择做志愿者而不是从事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她每周到罗克斯巴瑞工作两到三天，这是波士顿附近的一个贫民区，在那里她协助做一些课外教育工作，她有时还会到韦斯顿去，在那里她负责管理一项带高中生和大学生去照顾老年人的工作计划。“我很想和鲍博一起工作，分享他的生活”，她解释说：“我还想和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文凭并没有改变她的社会身份，她说，但是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这是我自己完成的一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 你也许会以为学术界比政界和商界更为开明。事实并非如此。大学的运行模式尽管在发展变化，依然保持着象牙塔的本色。一段稳固的婚姻和一个愿意跟着四处迁徙的妻子是应该受到奖赏的。多伦多大学的每一任校长都是男人。他们也都有妻子。 当罗伯特·伯根约被当作多伦多大学的校长人选时，他那令人钦佩的管理记录，尤其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建立性别平等而做的工作让人们反复讨论。他的婚姻起到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人们说他的妻子是那样可爱，他们的婚姻是那样的稳固。上一任校长的妻子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执业律师，拒绝为丈夫从事辅助性工作。 当职业委员会的成员到韦斯顿拜访伯根约时，玛丽·凯瑟琳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牛肉羹。利用这一机会，玛丽·凯瑟琳明确表示如果她丈夫接手这一职位，她将愿意尽其所能去协助他的工作。回到多伦多，在做出聘用伯根约的决定之后，高级工资委员会开始讨论应该付给玛丽·凯瑟琳多少薪水才算合适。她将为学校筹款、主持聚会、和丈夫一起代表大学参加活动。这个主意是校方想出来的，事先伯根约夫妇并不知情。 经过多次讨论，最后的薪水定在了6万美元。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数目，比较体面但又不是多得过分。为了确定这样一个数额，校方考虑到了玛丽·凯瑟琳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大致上相当于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是加拿大第一个被支付报酬的校长夫人，至少就历史记录来看是这样的。在美国，根据美国大学协会的规定，有4％的大学校长夫人获得报酬。其中有1/4的人是以办公津贴、家庭预算、汽车补贴或者是退休金等间接形式拿到收入。在企业里，这种对妻子的间接补偿方式也很常见，但是很少被提及。在学术界，付给高级管理人员的妻子报酬部分原因是市场环境实在很糟：大多数已婚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学校不能要求她们辞职在没有工作报酬的情况下辅助丈夫的工作。艾丽丝·黄（Alice Huang）博士是加尼福尼亚理工大学的校长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妻子，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黄自己是一个很杰出的生物学家，以前在哈佛大学担任全职教授，1997年她放弃了纽约大学的职务跟随丈夫来到加州理工大学。她说，校方在与她丈夫接洽的时候，也和她见了面，为的就是让她一起过来。现在她是负责对外联系的高级评议员，她的职责是为加州理工大学寻找合作伙伴。这项工作占用了她1/3的时间，得到的报酬是她在纽约大学做全职工作时拿到的20万美元的1/3。她说如果时间安排得过来，她也会和丈夫一起参加学校里的活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9）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显赫的职业背景，在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时得到的报酬会少很多。安·肖（Ann Shao）是雪城大学的校长肯尼思·肖（Kenneth Shaw）的妻子，在从事校长助理这样一份全职工作时得到的报酬是65000美元。当她丈夫在其他两所大学当校长时，她只是一个没有收入的妻子。有一段时间，她推开了这些工作，到公益金劝募会找了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为了代替她，学校不得不雇佣了两个职员。 给妻子提供工资并不仅仅是为了激励校长的工作热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必须引起注意：为了达到筹款的目的，大学校长们经常得参加一些重要活动，在这种时候，是否有一个精通人际关系的妻子至关重要。对大学校长们来说，筹款/社交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多伦多大学据说计划到2004年私人基金将要达到1亿美元——有一个愿意为之投入工作的妻子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美国大学协会的公共事务主管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说：“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妻子肯定对工作不利。有一个擅长筹款的妻子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说法也暗示着妻子们具有一些男人们所不具备的说服技巧，因为她们能注意到细节，对别人的情绪也更加敏感，事实上这些正式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具有的品质。“我认为这给大学带来一些人性化的内容”，鲍博·伯根约说，玛丽·凯瑟琳对他的说法也很赞同：“我想我比较有耐心，与我丈夫相比，我能够以一种更放松的方式和人们打交道。” 当角色设置被推翻，由一名女性来担任大学校长的时候，当然就不存在这种两个人拿一份薪水的情况了。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90％的男性大学校长是已婚的，但仅仅有57％的女性大学校长已婚。其中有1/2的妻子是职业女性，而丈夫们当中则是有3/4的人有自己的事业。 在和女性大学校长交谈的时候，她们的态度有点自卫。玛莎·派伯（Martha Piper）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她的丈夫威廉姆·派伯（William Piper）是本校的一名精神病学教授。她很优雅地回答了与她的婚姻以及她丈夫在她的职业领域中担任角色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受聘来做这项工作”，她说，很显然“我”这个词在她看来是需要强调的：“很显然，担任这一职务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洛纳·马斯顿（Lorna Marsden）是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校长。在她的正式履历表中，甚至都不提及她的丈夫爱德华·哈维（Ed Harvey）——他是一个律师，一直负责照顾家庭。 加州理工的艾丽丝·黄说，很显然，依然存在着一种双重标准，认为丈夫不应该担任辅助性的角色。她回忆了自己拜访南·克汉（Nan Keohane）的经历，当时克汉在担任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学院的院长。克汉的丈夫罗伯特在她接受任命时，冲出门打网球去了。后来他离开了哈佛大学到达海姆的杜克大学去当教授。 昔日的沧海已经变成了桑田。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已经发生了变迁，在尘埃落定之前，事情总是有着各种发展的可能。玛丽·凯瑟琳·伯根约因为自己协助丈夫工作而得到报酬一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每一种意见都认为自己代表着进步的观点，这就使得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这其实是一种回归，重新回到了妻子被当作丈夫的专业陪伴那样一个时代。给专职妻子支付报酬就是开明的举动吗？或者说这是一个骗局，让女人们更加心甘情愿地围绕着丈夫的事业做奉献？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另外一种在文化上难以表述的现实——只有在家庭领域内工作的妻子才是她丈夫的雇员，而这种雇员甚至没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