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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杜尔的债券投机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社会大众强烈的憎恶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机商们被人们戏称为“汉密尔顿的突击队”以及“有价证券的小猎犬”。在各地小报上“临时债券狂热症”（scriptomania）、“临时债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临时债券恐惧症”（scriptophobia）这样的词语满天飞。一位费城居民写信给当地的报纸，抱怨自己在党派路线斗争的战场上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可是却根本走不通。尽管他不愿意加入本地的杰弗逊*协会，但是他也希望街坊们相信自己绝对“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英国特务，更不是投机商”。麦迪逊对于这场在道德上令民众厌恶、在政治上违背民意的现象做了如下总结：“这个社会体系一定是出了某种差错，这种差错是严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也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这个社会体系居然把回报与奖赏从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价的人手里转让到了那些根本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手里。”
贵族老爷（5）
在这场政治演出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反讽，这个反讽将向他们的美国后代灌输他们对于华尔街的态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过双方追捕的却都是同样虚无的幽灵。汉密尔顿幻想着开明绅士们的投资活动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杰弗逊看到的则是赌场上的“骗子”和“无赖”。双方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威廉·杜尔的悲惨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恶棍。但是，两位开国元勋同时也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预言敌对双方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但实际上这些敌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而并非真正的敌人。
汉密尔顿绝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他也不曾当真以为贵族们在新世界能够成功复辟一种官本位的贵族统治。可是，他确实感觉到“群氓统治”（mobocracy）是令人忧虑的，并且害怕“雅各宾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说话，还举办光鲜夺目的舞会和宴会，沐猴而冠地盲目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汉密尔顿时代，这些活动在联邦制度拥护者中间非常时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镀金时代，这一倾向又开始风行。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杜尔的同案犯之一，但由于及时逃离纽约而躲过一劫，后来也没有锒铛入狱。品塔德是一个高雅的文化精英，他是纽约历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过医学与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是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又回到纽约，继续在华尔街赚钱。无疑，有许多联邦主义者公开推崇英国宪法，尤其是英国宪法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办法。联邦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希望，他们也期待着美国有一个上下有别、等差分明的政治秩序，而他们自己将成为执牛耳者。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是汉密尔顿的好友和政治盟友，他坦率地断言：“那些拥有国家财富的人们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治理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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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威廉·杜尔贪得无厌的投机行径，他们的目标最终被暴露无遗。杜尔和他的马仔们把这个新生的国家当做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天堂。对于他们以及大多数国民来说，追求幸福生活其实就是追求金钱财富。但是，贵族与平民百姓拥有共同的致富欲望，这使得平民百姓与贵族在追逐钱财方面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就形成了杰弗逊这一阵营的两难困境。相对来说，包括农民、工匠和小店主在内，那些生活相对贫困的普通民众是拥护杰弗逊反抗贵族统治政体的生力军。尽管他们追求财富的野心要比金融大亨们的野心小很多，但是他们自身也同样渴望能够获得经济意义上的独立。在后来的岁月里，艰苦创业的农民、反对垄断的中小商人、寻求启动资金的中小企业家、铁路工人、煤矿工人、手工匠人以及普通劳工，由于饱受实业大亨们的欺凌，频频把华尔街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然而，下面的情况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即他们都把那些贪婪的金融家描述成反面人物。在他们看来，金融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财阀巨商，不如说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外国来的流氓杂种，这些人的品行与美国人的内在品质格格不入、势不两立。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与封建贵族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提并论，大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华尔街在一百多年前的典型形象。一方面，它反映了起始于美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谱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典型美国特色的逃避主义：它避免大张旗鼓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许多人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即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贫富分化与残酷的剥削制度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通过杜尔引发的社会恐慌，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度拥护派与杰弗逊的*与共和派之间恶语相向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历史信号，即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初具规模的商业文明仍然抱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华尔街似乎成为这种爱恨交织情绪的缩影。华尔街是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皮条客？还是说，它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孵化器？它到底是反革命分子盘踞的老巢，还是社会革命进步的现代化发动机？
此外，美国的金融贵族与工业新贵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肆意炫耀贵族派头，而且他们的傲慢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这种情形煽动并且助长了美国民众爱恨交织的情绪。在美国的工业革命即镀金时代如日中天的年代，达官显贵与财阀金主合而为一的形象给华尔街镶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民众对于反革命复辟的忧虑笼罩着美国的政治舞台，这种担忧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情况或许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惊讶。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权利率先在白人男性阶层得到普及，然后才逐渐惠及黑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原本没有*权利可言的人们。但是，由于亿万美国人民已经经历了美国工业革命翻天覆地式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动荡的洗礼，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料到，一个即将出现的强权的专政政治似乎正在颠覆*政府的一切制度，并且即将控制*政府的所有机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强权政治同盟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华尔街。毕竟，19世纪末以来，华尔街侵入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只有铁路公司和新兴的工业公司及华尔街最高限额的信用融资贷款才能为美国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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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的总统选举中，由于这个国家悬而未决的命运，使得两次总统竞选激发了民众最为高涨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危机感。第一次是1860年的总统选举，最后以林肯竞选获胜而告终。第二次是1896年的总统竞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威廉·H·麦金莱（William H。 McKinley）形成了势不两立、旗鼓相当的阵势。当时布赖恩这位“普拉特河的雄辩小伙”令人记忆深刻地宣誓说，他和*党绝不允许人类被钉在“黄金本位的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提倡自由铸造银币。华尔街不禁打了个寒战。每个贫穷无助的农民和负债累累的小商小贩都本能地知道布赖恩说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20多年以来，华尔街“赢得”了所有那些渴望通过债务减免而得到经济救赎的人们的敌意。普通民众的主要诉求是美国货币政策必须与金本位脱钩，他们建议通过引入白银本位或者发行纸币来制造货币膨胀。主流的商业利益群体，尤其是纽约的大银行表示坚决抵制。他们警告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将会直接导致经济瘫痪。到了1896年总统竞选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迷状态，衰退狂潮的泛滥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政治生活的温度也超过了沸点。
大多数都市日报都公开支持麦金莱，纽约的报纸编辑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却为反对党的竞选行动大开方便之门。在选举日的前一个月，他把自己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星期日副刊转让给了佐治亚州性情火暴的民粹主义州长汤姆·沃森（Tom Watson）。沃森是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副总统候选人。当时沃森刚刚结束了他的华尔街之行，他在一篇题为《华尔街阴谋颠覆美国》的文章中就把华尔街串在了烤肉架上，华尔街变成了反革命贵族的孵化器。在文章旁边的一幅卡通漫画上，一条巨蛇从其栖身的证券交易所伸出头来，缠住了生意人、农民和工人。在沃森眼里，“在美国政治的词汇中再也没有比‘华尔街’一词更应该受到人们彻底唾弃的了”，华尔街是造成经济衰退、十室九空、土地撂荒的策源地。它是阴谋家们的隐身之所，这些人轮流控制着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美国第22、24任总统。——译者注）和他的内阁。事实上，“自从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他那样无能且无聊地成为了华尔街手里的一个工具。”华尔街把*的大手伸向了立法、司法、舆论甚至选票箱，“这就是华尔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共和国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是国王……政府则趴在烂泥地上，任由华尔街把铁鞋掌踩到自己的脖子上。”沃森根本不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他把剩余的希望寄托在选票箱上。他也不像许多美国上层社会成员那样害怕“穷棒棒们要闹革命了”，他担心的是“这场革命将从华尔街开始”。如果这场革命取得成功，那么，华尔街就将粉碎1776年的精神和成就，给杰弗逊警告金权贵族必将崛起的预言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沃森的义愤也是亿万群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激烈情绪。华尔街不光明目张胆地篡夺政治权力，这种挑衅社会的行为也在给上述情势火上浇油。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畅销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中给美国的“镀金时代”施了涂油礼，他们欢谑地讽刺了这个时代在经济方面唯利是图的狂热以及在政治方面的空洞浮夸。还有许多社会观察家们看到我们称之为“富人与名人”的粗俗、虚荣以及对于社会责任异常冷漠的态度。这些人属于美国上层社会，其中许多人是刚刚才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他们上演了一出伟大的“名利场”，争相炫耀自己手中的巨大财富。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有点夸张地说道：“所有美国人全都开进了这片田野……百老汇大街上车水马龙。出售时尚女帽的商贩、制作女装的裁缝、出售珠宝的商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第五大道有美轮美奂的周日庆典，中央公园是奇异的、华丽的、奇妙的！前所未有的奢侈晚宴，殷勤备至的招待会，绚丽时尚的舞林大会……（名利场）不再是一个梦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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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骄奢淫逸都有可能点燃普通民众的厌恶之情。《哈珀氏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严厉批判了贵族们在代尔莫尼克餐馆（Delmonico’s）或者在杜丽庄园（La Maison Dorée）享用饕餮大餐的行径，贵族的一顿饭就可以满足一名战士及其家属一年的生活所需。如果说即使在内战期间人们也要尽量满足最贪婪的食欲，那么，和平时代的突然到来将解除一切限制。奢侈浪费的炫富风气达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汉密尔顿·费雪（Hamilton Fish，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夫人为朋友们的宠物狗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这些“狗客人们”都得到了钻石项链作为派对的小礼品，在餐桌旁边还有一只猴子独享一个嘉宾席位。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 Jerome）在麦迪逊大道上修建了一个豪华宫殿，里面的剧院可以容纳600名观众，连庄园里面的牛棚马厩都铺上了地毯，装备了黑胡桃木的面板。“闪亮时代”已经到来了，其幻色炫彩的华丽演出由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及其在华尔街的亲信们担当主角。
然而，单凭财富本身还不足以支撑不知满足的权利欲望。马不吃夜草不肥，美国的新贵们都把华尔街当做了自己的聚宝盆。财富弥补了他们在家族血统、社会出身、文化美誉方面的空白。这些贵族假惺惺地隐身于像要塞城堡一样的都市庄园和乡间别墅里，这些庄园和别墅清一色是欧洲大陆最时兴的装潢风格（男主人流行英国装潢风格，女主人则钟爱法国风格）。他们出行时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马车由纯种马拉着，车身上雕刻着仿造的贵族盾形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