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则钟爱法国风格）。他们出行时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马车由纯种马拉着，车身上雕刻着仿造的贵族盾形徽章，身穿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上下马车。他们带着猎犬打猎，聚会的化装舞会上张灯结彩，装点着散发异国情调的兰花，派对上的小礼品上面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吃的大餐则是夜莺舌头以及各种山珍海味。美国的社会精英营造了一个精美绝伦、极尽故意之能事的封建王朝的幻想世界。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模仿着亨利八世、路易十四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艳后）的排场，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也在制作着自己的贵族家谱：他们把自己的女儿们远嫁（尾随她们的新闻记者称她们是“美元公主”）给欧洲那些家境破落、*放浪却拥有贵族头衔的人。他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把贵族城堡从法国乡下搬到了第五大道。他们从五六个文明古国疯狂购买历史悠久的高档艺术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通风良好的厅堂里、摆在大大小小的客厅里，这种做法让人们感觉非常滑稽。当然，这种舞台效果表达了他们自身一览无余的社会危机感以及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他们急切地希望自己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潮中攀登悬崖时能找到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但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化装舞会是令人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的。
自从汉密尔顿时代以来，华尔街与贵族政体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种炫耀贵族徽章以及门槛极高的专属俱乐部的豪华装潢下面，某种不可隐匿的冒牌货色开始浮出水面，让这些财富新贵成了人们一再挖苦讽刺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给“万里挑一的社会名流”所做的素描是一幅滑稽可笑的形象：一个纽约头面人物昂首阔步、撅嘴挺胸，头上还戴着一顶宽大的礼帽。毕竟，美国民众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权利，即他们不仅有权怀疑贵族的虚伪，而且还可以把贵族的假面具撕成碎片。这种出人头地的社会精英不仅享有老牌贵族那样的社会特权，可以像老牌贵族那样傲慢无礼，而且还带有金融投机商以及蛮横无理的投机客的全新特征，这些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华尔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个社会改革家眼里，华尔街变成了“宫殿之街”。人们一次次地把华尔街贵族称为“冒牌贵族”，他们把这些暴发户比作用回收的废旧羊毛重新织成的廉价布料，这个阶级的良好信誉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监视。甚至像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这样一个华尔街的内部人物，他自己对此也感觉到非常惊讶。他在撰文给华尔街的一位典型老住户揭丑抹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身穿精致的紫色亚麻服装，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山珍海味，喝着“滑铁卢战役时代酿造的葡萄酒”，玻璃酒杯尽显波希米亚风格的奢华，这些傀儡“什么也不用生产……既不扶犁耕田，也不抡锤打铁，更用不着来来回回地用飞梭织布”。
贵族老爷（9）
像杜尔和伦斯勒（Rennselaers）这样的家族要比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古尔德家族那种冒牌贵族更值得人们信任，但是这些家族的经济实力却比较弱小。当时，华尔街仍然踏着这些绅士俱乐部的鼓点前进，小心谨慎地买卖为数极少的政府债券以及无风险瑕疵的安全证券。他们对于周围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更谈不上决定作用。有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或许并没有中世纪贵族的家族血统，但是他们也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他们在经营自家的不动产的同时也会偶尔涉足金融业务。他们生来就能够担当社会领袖的角色，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是，大多数人仍然要按照旧俗向“生来高贵的人”行礼表示敬意。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和金融革命的过程中，那个贵族世界大都蒸发殆尽了。华尔街变成了疯狂投机的地带，投机偏执狂们时而得意时而恐慌，惊心动魄的赚钱与赔钱场面让作为观众的亿万群众痴迷不已。大多数投机客都把华尔街当做自己的根据地，由此驱动着美国的经济革命。像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拉塞尔·赛奇（Russell Sage）和杰伊·古尔德这样的人，都是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没有足够合法的理由为自己要求社会特权或者政治特权。这种情况和他们那些拥护联邦制度的前辈们有所不同。即便他们企图谋求特权，即便有时也确实争取过这种特权，不过他们的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人民早就抛弃了早期对他们在政治方面百依百顺的习惯。事实上，随着19世纪末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收入分配的鸿沟日益扩大，平民百姓的*情绪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生活受到城市里的政治机器和专业政客们的操纵，他们必须把满足选民对于平均主义的本能需要当做第一政治要务。但是，华尔街这个新兴经济霸主的绝对威力要比旧的联邦主义乡绅的虚虚实实的影响力强大得多。华尔街经营着（有时也有经营失败或者蓄意剥削客户的情况）全国的铁路网络，铁路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工业，也是美国基础设施的战略心脏。不仅如此，华尔街还是台发动机，这台发动机调整了产业结构，提供了产业资本和组织创新，催生了公开上市交易的现代股份制公司，进而造就了现代经济体系。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只是其中几家大名鼎鼎的公司，它们都是由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创办或者控股的公司。美国最大的基础建设即横跨大陆的铁路网络和巨大的粮食产量都离不开华尔街，规模庞大的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同样也离不开华尔街，美国在电力及化学工业中的先进技术都得益于华尔街的金融支持而取得了质的飞跃。一切重大的资金交易都在华尔街进行交割，最精明的政策建议也是在华尔街获得的，成本会计的最新理念也是在华尔街制定与完善的。在华尔街，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把美国经济必需的实实在在的现金变成了纸面票据，这种虚拟经济的流动性募集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资本，进一步扩大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规模、效益与实力。
在纽约大银行的精英圈子里，摩根财团（House of Morgan）是首屈一指的，其他还包括库恩·洛布（Kuhn Loeb）、哈里曼兄弟（Harriman Brothers）、狄龙·理德（Dillon Read）、布朗兄弟（Brown Brothers）、贝尔蒙与罗斯柴尔德控股集团（Belmont…Rothschild）。这些大型银行本身就与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商业银行）联网经营。因此，美国大部分的流动资金都要听它们的号令行事。对于日益依赖规模效益以及高新技术的现代工业生产企业来说，能否顺利地从华尔街这个宝库里获得资金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华尔街变成了新兴经济的守护神。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决定了经济兴衰成败的内容、方式和地点，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萧条乃至一项新技术的生死存亡。当然，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杀大权集中掌握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私人机构手里。对于那些勤于进取的企业家、艰苦朴素的农场主、清苦贫困的产业工人来说，他们的生计为什么都要由某家远在天边的纽约财团随心所欲地操控呢？此外，华尔街阴谋集团显然还妄图操控参议院、最高法院甚至总统本人。人们普遍认为参议院就是个“亿万富翁俱乐部”。参议员代表的是没有任何个人情感色彩的公司，而不是有血有肉的选民。亨利·迪玛里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的《财富反抗国家》（Wealth Against monwealth）（1894）一书变成了反对经济垄断运动的圣经。这部书反映了人们普遍的信念，即政党政治本质上已经不中用了：“共和党把黑人从‘奴隶力量’的拍卖台上拉了下来，但是却把白人送上了‘金钱实力’的拍卖台上。”美国最高法庭支持修正宪法第14条，这是美国内战留给所有美国公民的血腥遗产，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权。经过修正，这条宪法变成了一个保护公司企业不受地方政府以及州政府干预与监管的法律依据。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美国内战时北军总司令，美国第18任总统。——译者注）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敞开政府财政大力支持铁路建设以及其他商业利益集团，并且一旦这些利益群体受到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美国武装部队就会前来*。众所周知，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他两届总统任期之间的赋闲期间，就曾经在摩根属下的一个法律事务所任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贵族老爷（10）
1871年，亚当斯兄弟（Adamses）、查尔斯·弗朗西斯（Charles Francis）和亨利（Henry），出版了《伊利湖公司系列真相》（Chapters of Erie）一书，书中强烈抗议整个华尔街的卑鄙行径，特别是在反思范德比尔特的时候，查尔斯·弗朗西斯担心范德比尔特创立的大金融公司联合体将压倒整个州政府与全体公民，他沮丧地预言了公司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在讲述司法部门受贿情况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这样的比喻：“法律条文遭到了畸形的歪曲，法官与律师在欢庆某种纪念农神的狂欢节。”整个立法体系确实有被金钱收买的危险，在这个市场上，“选票可以讨价还价地进行买卖，原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各种法律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尽管亚当斯兄弟最担忧铁路大亨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两兄弟还是感觉到整个共和国的团结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小撮以欺诈为生的“金钱统治集团”存在着。
所有这一切买卖似乎都是非法的。一批未经法律或者惯例认可的特权精英阶层统治着全体国民，这个统治阶级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慢气息，华尔街特别符合这个统治阶级的形象。就像看待历史上的封建贵族一样，平民百姓认为贵族的财富是不劳而获的财富，贵族全是吸血鬼，他们专门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工厂、轮船和铁路上辛苦工作的劳动人民仍然信守工作伦理的道德约束，可是他们的血汗却被贵族们榨取一空。贵族是有害的寄生虫，这个文化形象在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华尔街所从事的神秘莫测而且往往是偷鸡摸狗式的纸面财富交易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华尔街是在背离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华尔街的投机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专靠股息生活的脑满肠肥之辈（食息阶层），这些人不光依赖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劳动果实为生（正如旧世界的封建地主依靠收取地租为生一样），他们还依赖全国人民的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为生。
因此，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劳动者的起义运动以及党派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包括反托拉斯运动、格兰奇农民协会、美钞与劳动党、农民联盟、人民党、劳工骑士、工人阶级武装民兵，还有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党派与社会主义党派。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华尔街，把它当做统治阶级的组织者和司令部。显然，在政治体制上华尔街并非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国家肌体上的恶性肿瘤。美国人民致力于实现这样的理想：在新的世界里原有的各个社会阶级将不复存在，即便说阶层区别仍将存在，也势必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华尔街的权力膨胀现象非常令人警醒，它几乎成了“伤天害理”的代名词。
最后，另外还有一些因素酿成了这个文化苦果，即华尔街在经济上实行封建专制*、在政治上实行秘密的幕后操纵、在社会上炫耀贵族排场，种种情况表明华尔街仇视*制度的态度是极其有害的。在欧洲，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贵族拥有健全的社会责任感。贵族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越大，英国所谓的“托利派社会主义”思想有时甚至能够缓冲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以及世袭特权三者的结合可以超越贵族们全然唯利是图的自私动机，即便是拥护联邦制度的贵族们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如此，正如所有高贵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总体利益的关注永远无法与统治阶级主流的精英意识相抗衡。可是，在19世纪末的美国，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
贵族老爷（11）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鲁大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谈和分心的闲事。对于自由市场无情的竞争机制的信仰，为他们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托词（除非是为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政府财政部门进行有利可图的权钱交易）。可以说，这个“统治阶级”就像巴特白（Bartleby）（梅尔维尔（Meivill）笔下律师事务所的文书。——译者注）一样，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什么闲事都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统治阶级”确实不得不有所作为了。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社会大震荡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到1896年大选时，社会混乱达到了高潮。在财富与威望的顶端——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聚居区可以俯瞰到纽约肮脏的西班牙移民聚居区，还有那些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小佃农的小屋。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又要分裂为两个阵营，又一场内战有可能一触即发。这时，在人们的脑海里第一次内战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只不过，这一次金融贵族代替了上次遭到弹压的奴隶主贵族，金融贵族成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思想与平均主义思想的重要威胁。社会剧变通常都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暴力事件。1877年的全国铁路大*揭开了暴力事件的序幕，此后20年中隔三差五的大*便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记得这些极端严酷的社会悲剧与星火燎原的暴力事件：1885年，杰伊·古尔德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