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发展，要更新设施，增添功能，一定要被更改。为此，历史文化遗存也一定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要过审慎思考和严格论证，它与“重来”是两码事。重来者无视城市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存在。它对于城市的历史生命是一种断送，对文化积累是一种彻底的铲除，对城市个性是一种摒弃。
不要把这个城市的“重来”之说仅仅当做一个不恰当口号。它是那种由来已久的无知与野蛮的城市观在市场济时代的恶性发作。尤其是在一些历史街区一息尚存的城市里，这种口号将催化城市历史的终结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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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操办节日？
本文的题目是很荒唐的。节日本是一种民间的文化传统，是大众约定俗成的生活庆典。年年逢到这种日子，人们就自发地庆祝自娱自乐，合家欢乐，普天同庆，古来如是，还要来操办？
可是，由于时代转型，生活骤变，加上曾很长一段时间视传统为封建为落后。人们的节日情怀变得μ薄。不少节日渐渐远去与生疏，甚至名存实亡了。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不知不觉之间一种文化寻根的意识又生发出来。于是，每每过年过节，便要请一些民俗学者坐在电视里讲年俗节俗。难道节日也要启蒙和普及吗？一代代过了上千年的年节，如今反要请人来讲解与传授，岂不可笑？节日是人们一种自发的共同的文化情感与文化习惯。如果没有这种情感，还能由衷地过节吗？这是不是一种文明中断的迹象？想到这里，感到有点可怕。
在这样的情境中，节日确实需要有人来倡导和操办了。那么来担当这个角色呢？
记得多年之前，机关单位过春节时，门口扎彩挂灯，大企业还要热热闹闹办一个有唱有跳有笑的晚会，这些年没人操办了，给每个人发点年货便早早放假，各自回家；还有，先前每到清明前后，学校便组织孩子们到郊外春游，现在都忙着赚钱，哪还有这份闲心？于是，在市场济时代，这个节日操办者的差事就落到了商家的身上。文化上的事一落到商家身上就要变味儿。
商家会怎么操办节日呢？首先，把长假的节日称做“黄金周”，想方设法把节日这些天变为购物日、旅游日、消费日、花钱日。
再有，节日来都有内容的，到了商家手里，自然是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我们曾埋怨如今的节日都变成饮食节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灯节吃元宵，春节吃饺子加年糕。其实这正是商家一手操办的结果。近年来，逢到过年，商家不是又在极力号召人们到饭店里吃“年夜饭”吗？
别以为我在这里责怪商家，人家商家对于节日是不必负文化责任的。商家要的是商品价值，而非文化价值。哪儿有卖点，就在哪儿使劲。卖艾草能赚钱吗？赏月能成为卖点吗？如今大小城市夜里都要亮起来，抬头向上看，恐怕连月亮也找不到。中秋节里最大的卖点也就剩下月饼了。还能埋怨商家们的月饼大战吗？倘若全是三块钱一个的月饼能赚到几个钱？进入了市场的节日只能顺从市场的规律。这叫做“市场霸权”。
这样，今年的七夕也开始市场化了。其因是七夕热闹起来了。近年来洋节（情人节等）愈演愈烈，文化界一些人士便呼吁国人拿出自己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节来抵抗洋节的“入侵”。在刚刚度过的“文化遗产日”里，七夕节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商家眼里，这个几乎被我们忘掉的节日就生出一些商业价值。还有一个因是今年的农历七月适逢闰月，出现两个“七夕”，这是三四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巧合。从市场角度看，凡是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都是能够生财的卖点。于是，商家便动手操办七夕了。
其实七夕本有两个主题。一是赞美女儿们的心灵手巧，聪明颖慧。所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记得我小时候每至此节，清晨时分，家中的女子要聚在一起，往一盆水这盆水要晾一夜轻轻地平放上做活的针，比比看放的针能够浮在水面上，不沉入盆中。这些民俗游戏都与“女儿的心灵手巧”有关。七夕节的另一个主题是通过牛郎织女的传说，颂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两情相许、信守一生、白头偕老。牛郎织女是婚后夫妻，不是婚前恋人，牛郎是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去与织女一年一度地相会的。记得那一天只要下雨，大人便说这是牛郎织女在落泪，在抱头痛哭。这与西方表达情人相恋的情人节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商家是不管这一套的。精明的商家从一些用七夕节抵御洋人的情人节的舆论里看出商机，看出七夕节也可以被改造为一个“黄金日”，那就是干脆把七夕节当做一个情人节，将洋人情人节的酒倒进中国七夕节的瓶子。于是今年各地商家都张起“中国情人节”和“东方情人节”的大旗，并依照西方情人节那样，推销情人礼物（情侣手机、情人饮料等等），倾销红玫瑰当然是高价红玫瑰。比起舶来的情人节，中断已久而十分空洞的七夕节正好可以更好发挥商家的创造力。于是，“千对情人大派对”、“郎配”、“新郎新娘来相会”蜂拥而起，每个城市都出现了这种商家组织的“爱情超市”。
七夕就这样复苏了吗？那些关于女儿们的内呢？中国人的爱情观呢？没人提它，也没人想它。其实，七夕只是被市场营罢了。我们离着那个传说一般优美的节日情氛依旧很远。我们还能找回那份文化感觉吗？它在哪里？
再说今年商家之所以尝到七夕的甜头，是因为沾了今年“双七夕”的光。明年不再是“双七夕”，商家要是从中看不到商机，撒手不管怎么办？七夕该由操办？
我想，真正的节日重建并非易事。它需要从对孩子的教育开始，需要文化上的启迪和与传统的衔接，需要各界的倡导与参与。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真正的节日期待与情怀，这些节日最终只是市场中一年一度一次商业由头，一种西餐中吃、不伦不类的文化闹剧。
乾隆能上房吗？（1）
前些年，一部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红极一时，大清乾隆皇帝摇身一变，成了英俊的武生，背刀仗剑，抬腿上房，飞檐走壁，横扫群恶，一边还和各样美女胡搂乱吻，纠缠不休。一时，对这部大大离谱、纯属虚构的电视剧褒贬皆有。褒者说，通俗作品不必认真，不就为了找个乐吗？贬者说，编造总要有“度”，要对历史负责，对知识负责，这样会使年轻人误以为乾隆是个浪荡公子。争论从来不会有结果。再说，人家剧名上明明写着“戏说”嘛。就这么一部“戏说”，还会闹出乱子？
没料到，如今已是“戏说”的天下了。
耍刀舞棒的远非乾隆一个。历代君主，东西洋人，老僧老道，村女渔姑，骚人墨客等等连唐伯虎和纪晓岚也身怀绝技，动辄一掀桌子，杀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正史全成野史，正剧全成闹剧，真人全成戏人儿。
同时，这戏说一蹿，跑出了电视剧，甚至跑出荧屏。从商家广告到名家讲坛，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民俗事物到文学典，想怎么搞笑就怎么干，张口就来，到处现挂，如果搞笑还“抓”不住人，还嫌不过瘾，干脆就恶搞。戏说对象本身的真实已没人去关心。戏说者所关心的只是他的过程是否有吸引力。吸引力是戏说的目的。这正是商业文化的特征。
看看如今的古装武侠题材的影视吧！不论长篇连续剧，还是大片巨片，绝大部分没有确定的历史朝代，没有确定的地域，自然也就没有特定的地域文化。只有一个抽象的粗鄙化的“历史”空间，然后就信手胡来了。一群男男女女，本领大得没边，身穿的古装像时装，发型像朋克或披头士，说话全是现代人的口气。在刻意捏造的极其蹩脚的戏剧冲突中（仇杀、争权或三角恋爱等），打打杀杀，从头到尾。有趣的是，当这些影视片被一些年轻人恶作剧地恶搞一番之后，影视制作人还真的动起火来。这可真怪了，你把庄重的历史都“恶搞”了，还在乎人家来恶搞你？
进而说，为什么戏说可以随意颠倒历史，糟蹋文化典，既没人反对，也无力反对？回答应该很清楚：市场霸权。
如今所有文化都在努力市场化。市场是钱说了算，市场需要戏说，能说不？
为什么市场需要戏说呢？这很简单，为了新奇，为了搞笑，为了卖点有了卖点还可以继而制造流行。这就是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娱乐性的、消遣性的、快餐性的。快餐才销得快，娱乐才好消费。有人谴责商业文化太浅薄。这种指责没道理。商业文化是不追求深刻的，更不能“发人深思”。“发人深思”会造成消费障°。还有人谴责商业文化不能持久，留不下来。这话很对呀！人家商业文化从来就不追求传世，只求红极一时。因为红的时候可以大把捞钱。传世是让后人赚钱，红了可以自己捞钱。
一次几位女学生对我直言：“我们就是想做超女。”
我问她们：“你们知道超女是一种流行性的文化商品吗？知道商品的市场规律吗？”
这几位可爱又天真的学生不明白我要说什么。我告诉她们：“一般流行商品的规律都是先热销。热销的因是市场炒作得好，炒作得成功。最成功的炒作可以使商品红遍天下，无人不知。但流行的东西不会总流行。当它被另一种炒作起来的商品取而代之时，便会冷落下来，渐渐陷入低谷，成为滞销。滞销的结果是被市场甩掉，那就该被‘清仓’了。”我还说，“你们可以选择这种商品文化，但必须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对‘滞销’和‘清仓’要先有心理准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乾隆能上房吗？（2）
流行文化是一过性的。因此它们一定是好接受的、好消化的、肤浅的，又是新奇的、刺激的、眼花缭乱的。我们不该责怪这种文化，商品济的时代一定要产生商品文化，但一个社会不能全是这种文化，就像生活不能天天是嘉年华。不能全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和错乱的时空，全是搞笑与戏说，全是揭秘与猜秘。不能一切全是儿戏。数千年升华出来的文明典、民族英雄、精神偶像不能任我们随意亵渎糟蹋，而只为了一时的取乐。
有人对我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历史长，人物多，总不会都被戏说了。
我摇摇头告诉他，前些天一位南方的业余作者对我说，他们县里已花钱把能写东西的人请去，叫他们根据县里的各个旅游景点有古代的也有新造的，编一些离奇好玩的“民间故事”，供县里吸引游客，发展旅游，好把“旅游济推上一个新台阶”。
连我们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也被戏说了，而且早被旅游市场戏说和胡说了。这不可怕吗？想一想，我们的文化在上个世纪曾被扫荡、被腰斩，今天再被戏说、被伪造，还能“博大精深”吗？我说的“博大精深”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公众自我的文化感觉中。
价高？
偶而作，时入界，愈来愈多地听到一个热门话题：的价高？比如的一平方尺已两万三万，的今年一平方尺又涨三万五万等等，听起来很吓人。但细心地去看，这些儿并没有任何变化和进步，因何涨价呢？想了想方才明白，来价遵？的不是艺术规律而是市场规律。市场的规律是有人买就有市场，就涨价；没人买没市场，就猫着价。进而才明白，为什么当今界总是热衷于使用各种招数炒，如同房地产开发商爆炒楼盘，其实都是为了卖价，为了多多赚钱盈利。
我这么说，并没有指责的意思。想发财也不错，但这是市场的事，是市场行为，而非艺术上的事。市场有自身的规律，并不与艺术的规律同步。比方说大家的价要高要贵，理应如此，市场的则是按质论价嘛，质（艺术）应该是第一位的。可是如果把这道理倒过来呢？便成了的价高就是大家。这就麻烦了。因为这一倒，“价”就跑到前边去，成了第一位的，成了衡量家的尺度。于是都往价上使劲。别看提高的水平很难，拔高价却很容易，想个高招儿，炒一炒，就上去了。房价不就这么炒上去的？这一来，价高，名气大，神气十足；价低，不好卖，在坛上也就灰头土脸没面子。不知不觉间，拍卖行的价目表（一说销售指数）就给坛排座次了。这就导致前几年一位极有才气的青年家，迫于在市场上一时找不到财路，压力太大而自寻短见。记得我听到这消息时气愤得大喊大叫，一时却又说不清是“杀手”。
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也是前几年，从媒体上得知当世家的一件作品而且是一件很平常之作，竟卖了一千多万。我当时就想，多伟大的艺术品卖这么高的价钱，相当于一座工厂！如果拿山区的老农的收入来衡量，一个老农干活一年收入五千元就蛮不错，可是拿这幅一千万元的一折算就不可思议了。这位家一挥而就之作，得要一个老农干上两千多年，从西汉一天不歇一直干到今天！
我们的艺术市场合理吗？
或许有人反驳我，艺术品不是生产，不是重复劳动，精神产品的价格不能与物质产品的价格相比。可是用什么标准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总不能听凭市场的炒作吧。炒作是一种商业魔术，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炒作的结果一定是那些在拍卖场上拍出天价的儿，全都带着一大团五光十色的商业泡。
可是时候一过，缩了水就剩不下什么。比方那位卖出一千多万的家呢？每幅还能卖一千多万，哪怕是一百万、十几万、几万？
有人把书市场的无序归咎于并不真正懂的收藏者群体，待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市场秩序就会渐渐井然。也有人认为当前的“书热”的关键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软黄金”，成为重礼或用来洗钱的美妙的工具。据说有人拿送礼时还附上拍卖公司出版的印有这幅五位数六位数价码的样本。这些破烂的事先不说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引起我的思考，便是我们现今的书市场缺乏真正的艺术纪人。真正的艺术纪人应该既懂得艺术又懂得市场。他们不是一心赚钱的贩子。他们有向社会推介优秀艺术品的责任，就像奥地利大家马克斯魏勒的夫人。魏勒夫人是一位欧洲著名的艺术纪人，她结识魏勒时，魏勒名气还不大。她立志要让世人认识这位杰出的抽象主义家。而如今这位享誉全球的大家就是给这个极具眼光的女纪人通过市场手段推介出来的。真正的艺术纪人是艺术家与市场中间可靠的桥梁。不像我们现今的界，贩子不可靠，常常只好由家本人亲自出马，亲自策划、推广和营销自己。
艺术家一旦充当自己济人的角色，他就会被市场异化。时时察看市场的眼色，不知不觉顺从市场的口味。有一位在市场上卖得高价的家，风格和内容始终不变。一次我问他因何总也不变。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的一变，就会被人当做假了。他已完全向市场投降。艺术服从市场而不再服从心灵和艺术本身。他的艺术自然也就止步不前。
艺术生命的本质是自由，是因为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然而市场会用金钱收买你的自由。你伸手拿到钱的同时，小心自由被收缴了。弄不好只能乖乖地或者媚俗，或者一个劲儿地重复自己。我们期待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秩序在市场中建立，期待市场的规律与艺术的规律合二而一，期待着价格与价值同步，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即使艺术市场已很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