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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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花-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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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艺术市场已很成熟的欧美和日本,真正的艺术家还是需要清醒地面对艺术和背对市场。如果天天张望别人又揪心自己的价,天天“功夫在诗外”,可能在市场上会取得一些“成功”和实惠,但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对艺术理想的彻底放弃。
  

城市个性的消失
城市是一种生命。生命最重要的个体价值就是个性。城市的个性就像人的个性一样,既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性;又是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是一种命运的塑造呈现。
  它与生俱来的一面,与所处大自然的环境密切相关。诸如山川、地势、风物与气候,在城市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地与这些大自然的精灵神交,无不带着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气质。至于它历史形成的一面,便是它各自的历使然。吉凶祸福都是它个性的成因。故此,一个城市,一种命运,一种个性,绝不相同。
  从文化学看,这种个性就是文化,城市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文化。在深层,它表现在这个城市独自的生活方式、习俗、方言、艺术,乃至集体性格中;在表层,一望而知,就在城市的形态格局与建筑中。由于人们建城与建屋时,必然把自己的审美加进去,所以每个城市都有独自的城市美。它是城市个性最明显的部分。如果你的城市与我的城市一样,自然毫无魅力可言。可惜,现在说这些话为时已晚,中国千姿百态的城市看上去,已没有个性美了。
  造成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对象征着城市个性的历史遗存的灭绝性的破坏,还有一半的因是新建筑的失败。
  如今堆积在城市的建筑,大多平庸单调,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没有内,而且全都似曾相识,彼此雷同。城市间雷同的本身,就表明它们的个性都已丧失。
  应该说,当代中国城市革命性的突变是根本缘故。城市的发展是线性的,不断地积累与完善。但当今中国城市是从“*”一步跨入改革,从封闭跳进开放,从百年不改一砖一瓦纵入天覆地的“城市改造”。一个城市一年间要盖百万平米以上的新楼新屋,这是世界城市史都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这个突变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人去思考怎样把握住城市的个性,损失的自然也是城市的个性。
  建筑师们的工作是应急式的,来不及去寻找创造性的灵感以及细心推敲。最快捷又妥帖的方式是“拿来主义”。从其他国家或其他城市选择现成的楼型,搬过来,最多在电脑上做些加工??这样,城市间的面孔自然就愈来愈相像了。
  比上述根由更深刻的来自于城市的商业化。这也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所要做到的。城市的土地和建筑都转化为商品。在商家眼中,建筑的形态是“卖相”如何。作为商品的建筑必需符合市场规律。凡是能吸引买主的就是最好的。于是被各种诱惑的字眼包装起来的舶来品,都成为城市的建筑市场亮点。诸如罗马花园、美国小镇、德国庄园,以及英国郡意大利堡北欧村庄等等。哪个新鲜、时髦、闻如未闻、吊得起买主的胃口,哪个就能进入售房排行榜。商业成功的要诀是出奇制胜。这样,中国城市的文化不仅失去个性与文脉,而且已然乱作一团。我在山东一座古城看到,几乎近两年临街的建筑全是巴洛克式的,并且是简易的、粗陋的、照猫虎的。一方面,这些开发商文化水平相当有限,但他们是甲方,建筑的样式由他们的好恶决定;一方面是建筑师们投其所好,而且如此东搬西挪,省事省力,又好赚到银子。被铲除和抹掉了历史记忆与文化个性的城市,便被这样杂乱而低俗的建筑商品替代了。我想,最多十年,城市已没有空余的土地,也没有可拆除的历史街区,这样大同小异的在霓虹闪烁中的水泥é林,至少要在城市中存活半个世纪。等到我们的后代醒悟过来,怎样才能找回自己的个性?
  最可怕的是,我们至今没有觉悟,没有把城市的个性当做城市生命的根本,还在随心所欲地改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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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日的意义(1)
很荣幸能和诸位部长谈谈我国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这是在我国首次文化遗产日里必需要面对的话题,也是关切当代中国社会不能绕开的带着压力的话题。我先从设立遗产日的背景说起:
  一、人类的遗产观是怎样形成的?
  遗产是个古老的词汇。它的始概念是先辈留下的财产。在这种传统的遗产观中,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
  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遗产的内悄悄发生了变化。
  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就是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
  这种崭新的遗产观的产生,缘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型。
  人类的文明由远古到今天,一共过两次“转型”。一次是由渔猎文明转为农耕文明。在中国,差不多是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在那时人类不可能懂得遗产的保护,所以渔猎文明荡然无存。再一次就是近一个世纪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在文明转型期间,新旧事物的更迭非常无情。而且人们不是很快就能看到正在逝去的事物内在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遗产的消亡正是在这种“物换星移”的时候。因此说,提早认识到遗产的价值,就能将珍贵的遗产留住。迷人而沉甸甸的巴黎和罗马就是靠着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最先和最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新的遗产观的是法国作家雨果。他在那篇著名的《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用激愤的语言斥责当时大肆破坏法国城市历史的人,昂首挺胸地捍卫着法兰西的历史文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要“为名胜古迹制定一项法律。为艺术立法,为法兰西的民族性立法,为怀念立法,为大教堂立法,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作品立法,为我们父辈集体的成果立法,为被毁坏后无法弥补的事物立法,为一个国家前途之外最神圣的东西立法??”
  这段话写于1832年,法国正处于工业化发端之际。他的文化敏感和文化责任,令我们惊讶,也令我们钦佩和感动。这篇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先觉性和超前性的文章,竟然把新的遗产观说得如此明明白白。
  历史地着,新的遗产观最初总是被一些有识之士顽强地表达着。由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努力,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然后形成了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国的第一部《历史建筑法案》就是作家梅里美努力促成的。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等国陆续有了一些范畴不同的遗产保护法。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加剧,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地普遍受到惨重的摧毁。这促使新的遗产观被广泛地接受。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在《法国对遗产的认识过程》中说:“在过去20年(他指二十世纪后半期),遗产的概念已扩大,发生了变化。旧的概念把遗产认定为父母传给子女的财物,新近的概念被认为是社会的整体继承物。”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世界遗产公约》和《各国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建议案》。这表明人类对遗产观已形成共识,共同而自觉的遗产保护就开始了。
  然而,对事物认识的过程总是一步步的。1972年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公约》主要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时,人类对文化遗产内的认识还不完整,只看到了遗产的物质性一半,还没有看到另一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2)
物质文化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静态的,是实体。比如文物器物、典古籍、大文化遗址、重要的历史建筑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广泛得多,但常常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中间包括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等等。
  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大多是老百姓创造的、共同认同的,它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文化而不被重视。但它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文化,每个人都是在这共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它直接表达着各个民族的个性特征,还有各自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比如中国人的民族性情,不表现在颐和园和故宫上,而是深邃而鲜明地体现在春节的民俗之中。故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各个民族的本质,也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人在1950年确立的《文化财保护法》中首次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韩国人也较早有了这种观念,他们早在1962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于1967年把陵端午祭列为韩国的“重要无形文化财”。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这种前卫的遗产观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知和认可。终于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法》。进而在六年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至此,人类将另一半文化遗产拥入了自己的怀抱。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上有好几种叫法,如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等等。我们过去习惯称做民间文化。现在为了与国际上的称谓相调,便称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内容由物质的、有形的、静态的,伸延到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的、生态的,显示了当今人类对自己的文明创造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只有进入了现代社会,才会把前一阶段文明视做遗产。因此说,当人类相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倍加珍视与保护时,一个现代的完整的遗产观便形成了。
  现代遗产观也是一种现代文明观。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那么,与现代文明相对便是对遗产野蛮地破坏了。
  如上所述,人类文化遗产观的最终形成并不遥远,就在最近这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背景下,中国的文化遗产处于什么状况呢?
  二、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殊困境
  从1972年到2003年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对立。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看得非常清楚了。在“*”后期,从批判“红楼”、“水浒”,到批判克己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线性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是一下子闯进改革、闯入世界的,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地闯进我们的生活。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3)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外来文化是负面的,那么“五四”时代、盛唐时期,外来文化也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给中华文化带来麻烦?相反中国这条巨龙着着实实地饱餐了一顿外来的精神营养品,更加壮大了自己。从*的《资本论》到贝多芬、巴尔扎克、达芬奇和牛顿,不都是“五四”那个时代舶来的吗?那时,知识分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从容地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从中挑选典。但这一次不行了。你学贯中西也没用。由于这次从外部世界一拥而入的是麦当劳、大片、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金曲、劲歌劲舞、超市、国际名牌、时尚,以及明星大腕满天飞。这些商品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应该说,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而是我们有的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在两会上我曾做过一个发言,题目是“警惕当前文化的粗鄙化”。所谈的是如何认识商业文化的本质及其负面效应。
  进一步说,在从计划济突然转型为商品济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然而由于语言关系,英语世界的流行文化不会一下子登陆中国,那就要通过周边的、汉字圈的、已有成熟商品文化的地区(港台)与国家(韩日)“转口”而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冒出过自己本土的流行文化的苗头,如西北风。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文化现象,完全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对商品文化的需求,那就只好四处伸手。于是,武侠是香港的,歌曲是台湾的,言情是韩国的,漫是日本的。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漠视。同时商品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辄必受到冷落。
  新的一轮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些情况,大家都已很清楚。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踪迹都没有留下。我们可以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老百姓迫切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究竟在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最终像蚂蚁一样彼此相像。同时,堆满了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大概我们还乐陶陶地以为自己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吧。是不是应当反问自己一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糟蹋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三、问题 压力 办法
  2004年年底,在对文化遗产考察进行总结时,我们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濒危。一方面由于物质遗产是有形的和固定的,相对稳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和动态的,容易被忽略,受到损害也不会立即看到。比如节日文化,直到人们几乎把传统的节日忘却了,才感到了危机。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的,没有文字记录,易于丧失,失去了便无迹可寻。。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4)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濒危的是三方面: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二、文化传承人;三、古村落。
  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遍布全国,济多样,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相互迥异,夺目迷人。少数民族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及其民族身份与独自精神之所在。
  由于历史因,少数民族地处偏远,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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