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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三十年前的那份友情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这种方式源自一种性格，一种情义，也是那个时代编对作者特有的一种爱惜之情。这种感情帮助过多少作家的成长，这种感情今后还会有吗？
不知为什么，当我想到这种情义与性格时，会自然地想到他最初用带着东北口音自我介绍时说的那句话：
“风景的景，山峰的峰。”
是啊。他是我人生风景中永远的一座山峰。
哀谢晋
我曾对一向生龙活虎的谢晋说：“你能活到二十二世纪。”但他辜负了我的祝愿，今天断然而去，只留下朋友们对他深切的痛惜与怀念以及一片浩阔的空茫。
前不久，台湾导演李行来访，谈到夏天里谢晋在台北摔伤，流了许多血，“当时的样子很可怕，把我们都吓坏了”，跟着又谈到谢晋老年丧子。我说老谢曾特意把他儿子谢衍的处女作《女儿红》剧本寄给我，嘱我“非看不可”。李行说谢晋对谢衍这条根脉很在乎，丧子之痛会伤及他的身体。这时我忽然感到老谢今年有点流年不利。心想今年若去南方，要设法绕道去上海看看他。但现在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念头了。 。。
风景里的山峰（3）
太熟太熟的一位朋友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文联以及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和活动中，无论是会场上相逢相遇，还是在走廊或人群中打个照面，都会有种亲切感掠心而过。老谢是个亲和、简单、没有距离感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几十年说的话似乎只有三个内容：剧本，演员，为电影的现状焦急。他脑袋里再放不进去别的东西。如果你想谈别的那你只好去自言自语，他听似没听进去；但只要你停下来，他立即开始大谈他的剧本和演员，或者对电影业种种弊端发火。他发火时根本不管有在座。这时的老谢直率得可爱。他认为他在为电影说话，不用顾及爱听或不爱听。他从不谈自己；他的心里似乎没有自己，他口中总是挂着斯琴高娃、姜文、陈道明、潘虹、刘晓庆、宋丹丹和第五代导演们那些出色的电影精英。他眼里全是别人的优点。能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快乐的。还听得出来，他为拥有这些精英的中国电影而骄傲。
在此之外的老谢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找演员、搭班子、谈费、来去匆匆去看外景。难得一见的是他在某个会议餐厅的一角，面前摆着从自助餐的菜台拣的一碟子爱吃的菜，还戳着一瓶老酒，临时不到酒友就一人独酌。这便是老谢最奢侈也是最质朴的人生享受了。他说全凭着酒，才能在野战军般南征北战的拍片生涯中落下一副好身骨。他说，这琼浆玉液使得他血脉流畅，充满活力。前七八年我和他在京东蓟县选外景时，他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跤，摔得很重，吓坏了同行的人，老谢却像一匹壮健的马，一跃而起，满脸憨笑，没受一点伤，那年他78岁。
天生的好身体是他天性好强的本钱。他好穿球鞋和牛仔裤，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陪伴，一位标准的职业电影人。虽然他穿上西服挺漂亮，但他认为西服是“自由之敌”。他从不关心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政常委算什么级别，也不靠着这些头衔营生；他只关心他拍出的电影分量。一次，一位朋友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炒作自己。他说他相信真正的艺术评价来自口碑，也就是口口相传。因为对于艺术，只有被感动并由衷地认可才会告知他人。
这样的艺术家，活得平和、单纯而实在。那些年，年年政会议期间文艺界的好朋友们都要到韩美林家热热闹闹地聚会一次。吴雁泽唱歌，陈钢弹曲，白淑湘和冯英跳舞，张贤亮吹牛，姜昆不断地用“现挂”撩起笑声。惟有老谢很少言语，从头到尾手端着酒±，宽厚地笑着，享受着朋友们的欢乐。这时，他会用他很厚很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使劲地攥一下，无声地表达一种情意。最多说上一句：“你这家伙不给我写剧本。”
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还是电影！
我的确欠他一笔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跑到天津要我为他写一部足球的电影。他说当年他拍了《女篮5号》之后，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希望他再拍一部足球的影片。他说他欠贺老总一部片子。他这个情结很深。我笑着说，如果我写足球就从一个教练的上台写到他下台足球怪圈的一个链环。他问我“戏”（影片）怎么开头。我说以一场大赛的惨败导致数万球迷闹事，火烧看台，迫使老教练下台和新教练上台“好戏就开始了”。他听了眼睛冒光，直逼着我往下追问：“教练上台的第一个细节是什么？”我想一想说：“新教练走进办公室，一抽屉，里边一条上吊的绳子。这是球迷送给老教练的，现在老教练把这根上吊的绳子留给了他。”当时老谢使劲一拍我肩膀说，咱们合作了。但是在紧接着的亚运会期间，我和老谢一同坐在看台上看中国与泰国的足球赛，想找一点灵感。但那天中国队输了球，２：０，很惨。赛后，我和老谢去找教练高丰文想问个究竟，请高丰文一定说实话，到底输在哪里。没料到高丰文说：“还得承认人有个能力的问题。” 。。
风景里的山峰（4）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刺激，使我一下子抓不到电影的魂儿了。此后尽管老谢一个劲儿地催我写，但他也抓不住这部电影的魂儿了。合作就这样搁置。之后几年里，老谢一直埋怨我不肯为他出力，直到他看中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石头说话》才算有了“转机”。我对他说：“第一，我把这部小说送给你，不要作版权；第二，我免费为你改写剧本。但欠你的那笔‘足球债’得给我销账了。”我嘴上说是“还债”，心里却是想支持他，因为此时的谢晋拍电影已相当困难。
谢晋无疑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一位卓越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电影在中国是最大众化的艺术，谢晋是这中间的一个奇迹。从《舞台姐妹》、《女篮5号》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鸦片战争》，他每一部作品都给千家万户带来巨大的艺术震撼。可以说从他的电影创作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当代电影史的脉络。谢晋的电影美学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他注重时代的主题，长于正剧，致力以强烈的戏剧冲突有声有色地推动故事；他善于调动观众的情感参与，尽可能面对最广大的受众；个性而丰满的人物是他的至上追求。不管电影怎么发展，电影的观念和技术怎么更新，历史是已被认定的现实。谢晋是那个时代耀眼的骄子，他是在当代电影史写过光辉一页的大师。
然而，从历史的站台下车的人是落寞又尴尬的。晚年的老谢，走出电影创作的中心，但他不改好强的本性，为了筹资和找选题四处奔波。他曾给我寄来《贝日记》，还想叫我去法国寻觅冼星海遗落在那里的一段美丽的爱情往事。这期间，我的那个一直未上马的《石头说话》，几次燃起希望随后又石沉大海。相信还有别人与老谢也有同样的交往。我不求那个电影拍成，只望他有事可做。一位友人对我说：“老谢简直是挣扎了。他应该学会放弃，因为他的时代已过去了。电影已从文学化走向视觉化。他那种故事没人看了。”
我说：“你不懂老谢。电影是他的生命，他活一天，就得活在电影中。他最佩服黑泽明，因为黑泽明是死在拍摄现场的。他说他也会这样。”
今天，老谢终于完成了他这个可怕又浪漫的理想。听说他正要去杭州为他的《大人家》去筹款呢。
一个把事业做到生命尽头的工作狂，一个用生命奠基艺术的艺术家。他用一生诠释了艺术家真正的定义。艺术家就是要把全部生命放在艺术里，而不是还留一些放在艺术外边。
本开笔写此文之时，心中一片哀伤，隐隐发冷。然而，写到这里，已浑身火辣辣地充满激情。这好，我愿用这样的文章结尾送一送老谢。
仲爷祭
爷，是天津男人间的尊称；我们称张仲先生为仲爷，更是含着对这位精通津门地域文化的学人特殊的敬意。
我用“仲爷”这称呼叫了他二十年，但他今天走了，走得无影无踪。他会从此消失在他挚爱终生的温暖的天津吗？这确是真的么？
当我看到手机上他的电话号码，忽然感到电话那边再无人接听，再没有他那苍老的声音，没有我们相互的打趣或对什么执意的探讨。这才感到生活有一块陡然空了，一片虚无，连平时相处时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气息也了无踪迹。
已记不起第一次在哪里认识的他，却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房产局工作。当时我的住房分配正掌握在他的单位中。他比我似乎还心急。但他只是一般的办事员，为我使不上劲，只能一次次把他听到的关于我住房的消息，跑来给我“通风报信”。一次，他带着一脸花开般的笑容，爬上我家那间小阁楼上说，很快会分配两间小房给我；可是转一天他又跑来，神色阴沉说“他们又车了，说你这样的人他们才不管呢”，跟着竟落下泪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风景里的山峰（5）
这眼泪落在我心里。朋友间相互打动和依存的根由不就是一个真字吗？然而，使我们成为密切的朋友，却源于一九八四年我开始写《神鞭》那类“文化反思小说”。待与他聊起老天津的生活，仲爷所知之广之深之精微，令我吃惊。他像是从一二百年时光隧道走回来的人。他不是那种“书呆子”。他的知识全是五光十色活生生的。只要是老天津的，不论是街头巷尾、五行八作、生活百科，乃至一式图样一颗衣扣一种烧饼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名或人名，他都能绘声绘色把它们说活了。过他口中的历史全是复活的历史。
正因为这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举行的一系列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普查时比如老城文化普查、小洋楼采风、估衣街抢救等行动中，他都是我有力的支持者。老实说，当时那些文化行动触动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压力乃至威胁一直围着我们转。然而，这位曾受过二十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仲爷却没有退缩。是由于天性的耿介正直还是对文化执著的爱？我想两样都有。在我大步急匆匆穿行于老城里和估衣街时，耳边一直伴着他细碎的快步的足音。一些媒体都曾报道我在一片瓦砾的估衣街上流泪的情景，但有看到仲爷在推成平地的六百年的“老城”中失声痛哭？我看到了。这样子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文人的情怀与责任感，是我们成为好友的根基。任何世俗功利的沙子都不在我们之间。
然而，如何使仲爷无形的知识落到纸上，始终是我心里的事。我支持他写小说、随笔和地域文化的散文，但这都不足把他脑袋里庞博的文化记忆与积累搬出来。一次，我对他笑道：“我已把你列入文化抢救的范畴了。”
近十年，年过七十后的仲爷明显而加速地苍老。半个世纪前残酷的劳改生活留下的恶果使他的双腿走起路来日见艰难。于是去年中国民决定给全国各地为民间文化事业奋斗一生的专家学者授予“山花奖终生成就奖”时，我们将他列入其中。在苏州颁奖典礼上，当我看到仲爷银发飘动地走过红地毯时，由衷为他高兴、骄傲，也欣慰。他才华独具，却一生坎坷太多，半生落难，一子有疾，晚年丧偶，理应有这样的补偿与荣耀。
事后，他对我说：“老弟，你帮我了一个完满句号。”我说：“不是句号，是金子做的逗号。后边还长着呢，还有好多事等着您做。”
我已决定由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为他做一本《张仲：口述天津》，计划40万字。他年迈力弱，无力再写大书。口述史的方式是挖掘和整理他文化财富最好的手段。
然而，今年以来他胃痛发作。他本来口壮胃健，为什么渐渐怕吃东西了？
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很固执，不去看病，相信自己身体能顶住任何麻烦。记得四月份我出国前在去往机场的路上，还打电话叫他去医院检查。他说他吃了些草药好多了。我说：“刘炳é就是不检查不确诊，结果耽误了自己。”料，仲爷重蹈了炳é的覆辙，终于恶性的病急性发作。也拦不住。
一个月前，我去医院看他时。他昏昏沉沉对我说：“这里不好，你们快跑吧。”显然已神志不清，我心里明白，仲爷已踏上不归路。我想，我大概不会再来看他。因为我最怕看到朋友最后的痛苦。在我离开病房时，仲爷头歪在枕头上，朝我无力地摇着手。我的心一动，转回身到床边再紧紧握一握他的手。这是我俩之间真正的生离死别。他的表情痛苦而无奈，这表情叫我良心不安，我不能帮朋友摆脱这种绝望。有时在生死之间，人是一无所能的。
仲爷走了。一本天津地域文化的活字典永远地合上了，一大宗珍贵的文化记忆随风飘去。我没有及时把他的口述史抢下来。这是永远的遗憾，也是我永难补偿的一个过失因为我深知仲爷真正的价值。
我想，今后一段日子，我脑袋里会不时蹦出他的电话号码，但我不会再拨打，因为那号码后边一片空茫，寂寥无声，惟有伤感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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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的
数日前，收到贾平凹寄来一小包书，拆开一看，不是文字而是书，使我欣喜。我早就期待他能印几本这样的书。近年来不断在一些报刊上见到平凹的字。我喜欢他的字，平实单纯且意蕴很厚，没有那种做大家秀的浮躁和装腔作势。他主张还书法的本来面目写“生活中的字”。不把书法当做什么圣物而为之。正为此，他的性情、脾气、气质、审美，便自然而然地潜入笔墨间。因之他的字如其人：又憨气又有灵气。
我对平凹的认识却迟一些。缘故是见他的少，偶见于报端刊尾。印象是一种文人的，虽然别有奇思与奇趣，技术上却似乎没有“科班”过，有点文人墨戏，甚至还有点漫的味道。因对友人说，平凹的文第一，字第二，第三。
这里之所以说他的是“文人的”而非“文人”，是因为从中国的史上说，文人大举进入坛当在两宋。代表人物是苏轼、文同、米芾。他们反对当时如日中天、技术精熟、以具象为能事的院体，认为“作求形似，见于儿童邻”，主张用笔墨自娱，直接抒写性情，这种全新而鲜明的绘思想，给坛吹来一股清风。但他们在艺术上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体系和审美体系。应该说，这期间苏轼他们的，是一种“文人的”而非“文人”。真正的文人的艺术体系是到了元代，过倪瓒、黄公望、吴镇等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即讲求文学意味，主张抒写心性，追求笔情墨趣，并树立起以诗书印为一体的独特的艺术形态，“文人”才算立了起来。文人不同于文人的，是因为文人是一种特定的艺术概念，必需在审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还得立得住，才能成立。
然而，现在看平凹的书，令我吃惊，并且立即认定他不只是“文人的”了。
他的看似粗粝，实际很精致。精致的在于他那些诗性、哲思与妙想。这些奇思妙想使他的挺浪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给人的不是一种清晰的感受与认知，而是对天地奥妙与人间玄机参悟的过程。这也正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可是，人间的玄机不是时时处处都能发现的，所以他的不多。其实，真正的文人都不多。因为文人的笔听命于心灵，而非不停地复制同一种视觉美，所以，文人很少重复。当然，有些家也不重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