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被糟蹋了。
审计还指出，铺张浪费远不止于此。在工程费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资联建等事务中，同样存在铺张浪费。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村里安装电话，会计和出纳每人减免2000元。村长潘义汉一年的手机费就报销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现象也多次发生。
被激怒的村民们，愤慨于村官们的“腐败”，并将村官们假想为掠夺他们土地和利益的团体。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起草的罢免书上签了名。很快，梧田镇政府、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罢免书。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4）
一段日子后，村民们没有听到任何官方回复。起草者吴锡铭去征询区民政局的态度，并声称罢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民政局一官员答复说：“我说了不算，只有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才能做主。”
无奈之下，吴锡铭跑到浙江省民政厅。敲开基层政权处的门，他终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你们有权利罢免村委会主任，区民政局不同意，你们可以起诉他们不作为。”
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试行，原先的24个条文也变成了30个条文，对照第19条、第20条，吴底气更足。
可是，法律条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动瓯海官方人士的心。四处碰壁的吴决定乘去北京大学看望女儿的机会，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颐和园的水已经结冰了。看过女儿，离开北京大学的吴，受到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的接待。吴担心国家部委的官员们对上访者不信任，特地将《温州日报》关于村民欲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报道，呈递给刘。
刘看到的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材料上，潘义汉的行为和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已经严重不相符：潘不顾村民重托，对村务财务未经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职权自作主张，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譬如，对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个厕所，未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造价未经公开投标，结算也不公开。
刘对他们的民主热情表示钦佩，并态度鲜明地支持他们的罢免案。
虽然有了国家部委官员的“口谕”，罢免案的启动依旧不那么顺畅。性格倔强的吴，不断给北京方面打电话。
不久，民政部要为《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开个全国性的会议，各个省民政厅和地级市民政局的官员被要求与会。会议组织者还特别留给梧田镇镇长一个特别的列席名额。
回忆刘喜堂对他描述过的会议的场景，吴黑黝黝的宽阔脸膛上，红彤彤的，光彩照人：“开完会后，刘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回去启动罢免，尊重民意，贯彻《村委会组织法》。’”
吴说，会议结束后，刘还专程去宾馆和镇长谈话：“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别让他们老是上访啊。”
镇长回到温州，见到吴，打趣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吴笑答：“你要请客，我不上访，北京怎么知道还有你这么一个镇长？”
1999年春节后，机关开始上班。吴一脸严肃地找镇长：“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罢免？”不愿意在推诿拖拉中慢慢等待，吴再度致电刘喜堂，恳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径，推动寮东村的罢免。
此时，另一份审计时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审计报告出台。结论依旧是财务混乱，报酬不透明，铺张浪费等等。两份审计报告预示着罢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吴的“上层路线”发生了效果。民政部将他们的罢免要求，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了汇报。据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顺风。浙江省民政厅决定派员前往寮东，督察村民提前改选村委会主任。
3月的一天，镇政府派出一个21人的工作组，前往“核实”村民的联名要求。来自温州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一工作组成员把一个妇女“同意罢免”的意愿，写在“不同意罢免”一栏。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插曲，但在一个反感情绪压抑已久的村庄，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罢免的“证据”。
实际上，面对黄祝华等村民强大的罢免决心，任何抵制都没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启动罢免的前一天，有记者来到黄祝华的住处。黄指着一间凌乱的房屋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两张并排的办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导罢免的图书和审计报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罢免正式启动。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都做了正面的报道，均以此为风向标，称许中国民主的进步。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5）
盗窃账簿案连着敲诈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罢免案的发起人吴锡铭，在民选中胜出，就任寮东村委会主任，弥补了潘义汉被罢免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义汉被“倒阁”至9月15日吴锡铭“组阁”，短短110天内，寮东村发生了两起案件，公安两度出手，印证了人们所说的“斗争残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财务清查小组的成员发现12个小时之前封存的7本账簿被盗窃。村财务清查小组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诞生于潘义汉被罢免之后，成员是村民公开推选的12名村民代表，组长是黄祝华。该临时性组织的意图极为简单：进一步揭开原本富裕的寮东村何以亏空的盖子。
黄祝华很奇怪，账簿全部封存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为何不翼而飞？黄在现场发现，存账室门锁旁有四道锐器撬痕，气窗被砸3个洞，砸碎的玻璃扫进门外的废纸篓，门被反锁好着，室内的彩电音响却完好无损。
黄去警察局报案。案件的特殊性，驱使瓯海区成立了由公安牵头、纪委检察院介入的专案组。案情分析一点都不复杂：
从现场看，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和三楼的铁拉门都是钥匙打开的，而放账簿的办公室气窗玻璃却被打碎。可见，嫌疑人是上楼后爬窗入室的；
从内容看，文件保险柜里有账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间部分月份的账簿。可见，嫌疑人对账簿进行了筛选，也就是说，嫌疑人是熟悉财务状况的；
从时间看，作案时间恰逢财务小组深入查账之时。由此推断，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乱，或者是要毁灭账簿上的证据。
总之，嫌疑人一定是与账簿利害攸关。
账簿盗窃案，非但影响了查账，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换届选举被延宕。村民的愤怒、唏嘘和不满，震惊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政要的关注，加速了专案组的进展。排查到末了，目标锁定在潘义汉身上。7月7日上午，没费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盗窃并烧毁账簿的所有细节。
当年的《温州人大》杂志有段描绘潘盗窃动机的文字：潘义汉被依法罢免后，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有人从中与他作对，村里成立财务清查小组，他更觉得有人同自己过不去，对任职期间财务制度之混乱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于是终日内心惶恐。特别是听说6月8日查账小组已将账本从村会计处领来清查，更引起潘的惊慌不安。6月9日晚，潘义汉铤而走险，叫上同自己较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会铁拉门的钥匙，进入村委会，将其中的7本账簿盗回家，并将其烧毁。
案子破了，组长黄祝华当然很高兴。不过，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一场牢狱之灾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黄被老婆的一个电话喊回了家。以为有什么事情的黄，没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伏击前的准备。黄回忆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语带哀怨：“所长我认识，他对我讲，不是我要抓你，小黄。”除了束手就擒，他没有任何选择。与黄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还有徐长青、李三豹等5人。
黄祝华说自己被冤枉了，吴锡铭说黄是替自己受过。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证据，他们最多也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却没有那么随便。1999年10月，瓯海区公安局发出487号起诉意见书，以大量证人证据证言，指控黄祝华等六人涉嫌敲诈勒索罪，并移送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描述的事实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黄祝华等六人被寮东村第五、六村民小组50余户村民推举为代表，起诉村委会，要求返回金泰房地产公司付给的补助资金180万元。被征地的村民，依据每亩200元的数额，出资筹集25140元诉讼费用，请黄祝华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驳回，集资的诉讼款也即将用完。六被告无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这场官司系金泰房地产公司瓯江大厦项目引起为由，向该公司索要钱财的恶念。
起诉意见书称，六被告在8个月的时间内，时分时合，不断地纠缠，吵闹，威胁，终使项目办无奈屈从，1997年圣诞节前10天，六被告从项目办索要12万元。同样是这个月，黄祝华借口矿渣被掩埋，采用阻挠施工、威胁等手段，向瓯江大厦南侧的16间私人联建房的主人索要1万6千元；次年春天，黄祝华等人复制了同样的理由和手段，如法炮制地从金商大厦项目办公室索取5万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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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6）
1999年10月20日，在海选中就任村长一个来月的吴锡铭，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瓯海区、温州市等权力部门递交了“紧急求援书”，并附上800余村民的签名和手印，对瓯海区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指控黄祝华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深觉“震惊与不解”。
以公众名义发出的“紧急求援书”，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始末由来。
1994年，辽东第六村民小组的亩土地，被温州火车站站场建设征用，虽然地方政府返还8％被征用土地给村民作宅基地的允诺，直到三年后，才在村民无休止的上访申述中得到兑现，但起初村民是信以为真的。当村委会在一纸协议上盖章，同意将返还的亩土地给予被征地农户建安置房，第六村民小组遂向村民集资27000余元，购买矿渣、石子沙等土方用料掩埋田地，投入58个劳动力，整整干了12天。黄祝华以为，他未来的家园就在这块被掩埋的田地上，孰料今天掩埋田地的努力，只是给日后的灾难，埋下伏笔。
1996年，温州市府为弥补金温铁路资金的缺口，改变初衷，将被掩埋的亩田地出让给金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泰公司”分两个项目办公室，瓯江项目办公室和东瓯项目办公室。当两个项目办公室意欲进场施工，农民们在他们已经掩埋好的田地上，临时性地搭建了工棚、三相电，以阻挠马上就要进入进行时态的施工，并表达他们对地方政府不践行承诺的抗议。“金泰公司”无法与乱哄哄的人群对话，建言村民派代表协商。从而，黄祝华等五人，被第六村民小组公推为代表。另外，亩土地中有很小一部分属于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民们又从第五村民小组中推选一人参与农民们组建的代表团，与“金泰公司”展开谈判。“金泰公司”同意补偿农民180万元和4000平方米的房屋。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人没有敲诈。1997年底，六个代表从“金泰公司”两个项目办公室相继拿走的12万元、5万5千元，是“金泰”对“填培矿渣、石子沙、搭建工棚”的补偿。六个代表依照协议拿到钱后，按照集体集资和个人投资的分类作了区分，前者存入村民小组的户头，后者归私人支取，由私人按照出资比例自行分配。黄祝华个人拿走的14200元，属于后者，不是敲诈所得。
“紧急求援书”以事实驳斥了起诉意见书中的指控，比如起诉意见书说黄等“滋生以打官司为由索要钱财的恶念”。打官司开庭的时间是1998年10月15日，而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却是1997年12月15日。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5人人品贵重，“一贯忠厚正直——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没有兑现政策，受村民之托提起诉讼——何罪之有？而出于公心对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违法行为多次上访，以使三干部被开除党籍——说明黄祝华等5人的行为并没有错。”
“紧急救援书”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黄祝华等人就在一个月零一天之后被推上了被告席。瓯海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举的事实，与区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并无大的分歧。“恶念”这样的非法律用语依旧刺目地躺在庄严的法律文书中。黄祝华等5被告异口同声地宣称，没有威胁过被害人，也没有实施过敲诈勒索。他们聘请的律师从法律的角度阐述道：六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授权，属于单位行为，单位如何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体？再者，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他们，其行为怎么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法院开庭半个月后，法官确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成立。黄祝华等5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填培的矿渣、石子沙、搭建竹棚等，不属法律保护的行为。而他们敲诈的石子沙、竹棚款3万元，以及另一代表敲诈的医药费2万元，都是六被告共同犯罪的结果。所以，法庭判决黄祝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0天后，黄祝华递交了刑事上诉状，坚认自己无罪。黄在上诉状中说：在一审庭审之前和之中，他都要求证人和被害人到庭质证，但被法庭拒绝，更为严重的是，公安侦察人员采取了逼供殴打的手段，迫使他承认了谎言。
2000年2月12日，吴锡铭再次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温州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一个报告，反驳一审判决书的意见。已自学法律两年有余的吴在大量列举事实证据后，语气肯定地说：黄祝华等五人培矿渣未经批准，并未违反刑法规定，至多违反行政法，按法律规定应由规划部门依法处理，此后瓯江大厦占有、使用这些财产理应赔偿。即行为违法，不等于物权非法，黄祝华等五人所拥有的三项电、矿渣、石子沙等仍属合法财产，并非凭空索取，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犯罪行为。至于黄等五人在矿渣、石子沙、竹棚上的收益，也根本不能认定为犯罪，1997年9月19日的协议上已写得很清楚：“如果原土地上的附着物属私有的仍旧归私人所有，黄祝华等六人领取与集体无涉。”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7）
人们相信吴的说法影响了终审法院。25天后，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仍旧认定黄祝华有罪，但刑期减少为“三年六个月”。
2000年3月7日，黄祝华被押往浙江省第三监狱。
村民说：他在庭审中为别人兜下了很多事，是条汉子。
吴锡铭说：他是代我受过，本来是冲我来的，却在他身上找到了把柄。
民选村长的革新与尴尬
作为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吴锡铭不仅成为寮东村政舞台上新的组阁者，还于2001年秋天应邀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坛，成为风云一时的低层民主代言人。然而，吴面对绝非鲜花和掌声，2002年春天，差一个月才满任期的吴挂冠而去，辞职回家了。
2005年4月中旬，吴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