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没坐下,自从上次被那位吸溜着喝汤的老板无视后,他总是有些许的自卑,他穿着妈妈做的黑布大棉袄,手上都是老茧,站在那里,显得异常的窘迫。还是运海叔开口了:“是啊,我们在村儿里开了一个钓鱼竿厂,听说你厂里有一种胶可以用在鱼竿上,我们想来买点回去试试。”
厂长笑眯眯的说:“原来你们也是开厂子的呀,那以后需要什么胶就尽管来找我好了。这次你们来,准备带多少胶回去?”
运海叔说:“两斤。”
厂长刚放到嘴边的茶杯停住了,他以为自己没听清,又问了一遍:“多少?”
“两斤。”
厂长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越笑,站在一旁的爸爸就越窘,北京老板慢悠悠舀汤的那一幕仿佛又出现在眼前,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厂长笑着说:“老乡啊,我们厂里做批发不是零售啊,一般来买胶的厂家,每次都是成吨的买,你要两斤胶我也没办法给你弄啊。”
爸爸更难为情了,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厂长低头想了想,又喝了一口水,恍然大悟似的,他说:“我想起来了,我们前几天做实验剩下几斤胶,送给你们先用吧。用好了,下次再来找我买。”
天津市里的厂长果然见过大世面,不但没让爸爸感到难堪,还给他们解决了这几斤胶,还是免费送!爸爸做事一向谨慎,他只买几斤胶回去也是为了先试验一下,能不能像北京大伯说的那样好用,不然的话,浪费的都是他和合伙人的钱,本来就是刚起步的小厂,如果不精打细算,那将来怎么办?天津厂长的善良,让爸爸找到了更实惠耐用的胶水,做出来的钓鱼竿质量也提升不少,当然,后来爸爸也可以“成吨”的买胶了,那位厂长和北京大伯一样,都是爸爸回忆里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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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真的要离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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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我生在了一个好的年代,作为“超生”大军中的一员,我居然从小没有挨饿受冻,也没有小小年纪就跟着下地劳动。还只有几岁时,我就能拿着一根小鱼竿到村里的池塘钓鱼了,这着实沾了那些年爸爸工厂的光,但从小五谷不分、不事稼穑,也让我缺少了某些应有的常识。
那几年的市场环境特别好,胶的事情解决后,质量关也过了,爸爸经常到外地出差,参加各个地区举办的渔具展销会,北京、杭州、厦门、昆明,这些城市都留下过他的印迹。那几年的爸爸,不仅能把带出去参加展销的钓鱼竿一售而空,还能带回来许多批发商。
村里一下子涌进许多外地人,这些人拿着现金,随时等着提货,为了防止生产出的鱼竿被其他批发商抢走,他们甚至住到乡亲家里,盯着工厂生产。爸爸的工厂一下子供不应求,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送走一批又一批的货物。
爸爸曾经说过:“那些年的市场需求真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里渐渐有钱了,像钓鱼这种活动,以前吃不饱的时候谁会想着,后来人们吃饱喝足了,也就学会享受了。那些年批发商都是带着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不拖欠,这就看出来市场有多需要这些东西了。”
爸爸当初用家里仅有的一张存折里的钱开了厂,几年时间里,他攒足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不仅如此,妈妈终于在我出生两年后,为爸爸填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奎”。不知爸爸是因为生意太忙再无暇理论孩子的性别,还是他这两年见识的多了对要儿子的执念减轻了,总之,我这四弟出生后爸爸只开心了一天,也就不觉得稀罕了。四弟从未因为自己是儿子受到过来自父母的“特殊厚待”,反倒是经常被教育“你是个男人,应该有男人的担当”而被更加严格的管理。
我5岁那年,爸爸已经35岁了,我的老奶奶,终于结束了她长久的卧床和病痛,离开了人世,四叔从内蒙古赶回去吊唁,晚上陪着爸爸守灵时,他们一起讲了好多童年的往事,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现在。爸爸问四叔:“都说内蒙是天苍苍野茫茫,我虽然没去过,但听你说起来,好像也不全是这样啊。”
四叔说:“草原肯定不少,可我一个住在城市的人也没见过啊,到底是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就不知道了。”
爸爸问:“那你觉得那边比咱们城里如何?”
四叔说:“当然比咱们城里强的多啊,大哥你记不记得,当年走西口,陕北人还有我们河北人,不都是去那边吗,你还听说过谁拖家带口的来我们县城?”
爸爸说:“你说的也对,就是我一听‘内蒙’这俩字,就觉得荒凉,老感觉那边的人除了骑马摔跤就不会别的了,孔老夫子没去过的地方,老百姓也野蛮。”
灵堂里,四叔压低声笑了笑:“大哥,你说人家野蛮,人家还说咱们这边的人都是‘侉子’呢!那边人少地多,我们几岁的时候吃不饱饭,人家那时候早就有屯粮了,不说别的,光土豆就吃不完,现在城市里发展也好,就是还没赶上这边大城市的发展,你要是愿意,等奶奶出了殡,我带你去那边散散心。”
原来,四叔看好内蒙古就要腾飞的市场经济,他早就想创业,但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他想,假如兄弟两个一起打拼,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的。爸爸没有立刻答应,但他似乎动心了。
办完丧事后,爸爸也想通了——给他指路、让他依赖的奶奶走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与其继续在厂里重复性的工作,还不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爸爸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时,妈妈一口否决了,理由很简单,妈妈的父母就在邻村,家里的产业还红红火火,老大老二已经开始上小学了,离开这里重新来一遍?没有道理的呀!
爸爸见妈妈一时无法说服,就让四叔先走了,他继续打理鱼竿厂的事情。
妈妈以为爸爸只是想想,她不同意,爸爸也就放弃这种念头了,爸爸也不再提这件事,还和往常一样早出晚归。这天晚上,孩子们都睡着时,爸爸和妈妈聊天,他问:“小爽,1977年恢复高考后,你为啥没有考上大学?你这么聪明,要是当年考上大学,早就分配到公家单位有‘铁饭碗’了,真要那样,你也看不上我了。”
妈妈一脸骄傲的说:“想当年刚恢复高考,我们村里的毕业生都急了,好几届的人一起报名参加考试,他们都说,我是唯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人呢!”
“那你不是也没考上?”爸爸问。
“你听我说呀,其实我们村里当年有三个人考上了,但我落榜了,因为我当年太傻了,根本不懂中国有什么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填了北大,第二志愿填了清华,哈哈哈,你说可笑不可笑?”妈妈自己把自己说乐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学校可以报的,我们村里那三个人,都去城里亲戚家打听过,考虑了以后才填志愿,有一个人考上了师范,现在早就当了好多年老师了,剩下那俩上了大专,也分配到城里的厂子了,人家那厂子比你的厂子好多了,白天有食堂,晚上有澡堂,还给分房子。”
妈妈说的来了兴致,她问爸爸:“你也不笨,你当年怎么没考上大学?”
爸爸叹了口气说:“我呀,当年真的想上大学,知道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我连地里的活都不干了,整天在家看书复习,就盼望能有个好成绩,结果,我去考试那天,咱叔把我叫到屋外和我说:‘占才,你也看到了,家里老的老病的病,地里的活就咱俩能干,你要是考上大学走了,你爹你奶奶生了病还靠谁照顾?’我那天别提多难受了,咱爸当年特别想让家里出个大学生,也好扬眉吐气,但我想想,我真的不该考上大学一走了之啊,没办法,只能假装去考试了,在考场外面磨蹭一天,硬是没进去,就这么错过了,哎······”
妈妈从来没有听爸爸讲过他的这段往事,她没有想到,爸爸曾经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爸爸沉默了一会儿,又自顾自的说:“我小时候家里太穷了,连口正经吃的都没有,我6岁那年,家里只有粥喝,喝完我出去跑着玩,一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吐出来一口黑水!你知道不,就是乌黑的水,那粥里有地里挖出来的野菜,咽到肚子里就变黑了······”
那晚爸爸和妈妈聊了好久,有时候两人大笑几声,有时候又叹几口气。最后,爸爸说:“我想着能有机会去西北的城市里打拼,至少给咱们的孩子们一个好一点的未来,你看咱们村里,闺女十七、八岁就定亲,不到年龄就有结了婚的,二十几岁带好几个孩子,一辈子混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有几个能考上大学的?,咱家三个闺女,总要让她们将来有选择的权利。”
妈妈沉默了,却还是不肯相让,爸爸也不勉强。
又过了几天,妈妈去赶集的路上,碰到了姥姥村里的桂芳。桂芳是妈妈的同学,后来那个媒婆给妈妈说“换亲”不成,就说给了桂芳,她就嫁了那个男人。
老同学见面,妈妈格外开心,桂芳也热情的叫妈妈在村口坐一会再回家。两人聊会天,说说现在同学们都嫁了谁,还在种地还是进城务工去了,说着说着,桂芳就伤心了。她突然对妈妈说:“小爽,咱们这些同学里,我最佩服你了。”
“佩服我啥呀?我又没当科学家。”妈妈说。
“我就佩服你当年不肯换亲,我当年就不敢不听大人的话,别别扭扭的嫁了,现在虽然也没啥不好的,但我心里还是不愿意。”桂芳心里一直有这个结,当年为了她哥哥娶个媳妇,她成了被交换的那个人,即便现在日子好过了,她心里这道坎还是过不去。
妈妈陪桂芳坐了很久,她一边安慰着桂芳,一边想,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呢,会早早出嫁,还是再度遭遇桂芳的命运。
终究,妈妈还是自己想通了,她先到姥姥家说明情况,姥姥自然是哭哭啼啼,不肯让女儿远行,那年头连个电话都没有,女儿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都难说,姥爷倒是特别想得开,他找来一张宣纸,研好墨,大笔一挥,写下两行大字:虽说塞外寒冬冷,阴山脚下都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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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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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如逃难一般的搬迁。
爸爸同运海叔、兴旺叔彻夜长谈,得到他们的理解,并从工厂的利润中拿到他应得的部分后,他再度前往北京向灯市口的大伯告别,到天津向胶厂厂长告别,之后给内蒙古的四叔打电报汇款,让四叔帮忙购置房子,村里那座盖了不到10年的房子,因要价过低而迅速出手。
临近离别时,姥姥每天都来看我们,她红着眼圈,搂搂这个,抱抱那个,再嘱咐爸妈几句话,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姥姥一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在她的世界里,内蒙古就是荒无人烟的所在,那里的人们饥寒交迫,无法度日。
能带走的东西太少了,除了妈妈当初的嫁妆——一套组合柜和一套桌椅之外,加上爸爸开工厂后买回家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其余的也实在没有搬走的必要了。我们姐弟四人的衣服,老大穿完给老二,缝缝补补又穿在老三身上,妈妈看了看这些小衣服说:“不是太旧就是太破,没一件能送人的。”最后,妈妈整理好的十来个包袱,几个箱子,家具和电视,提前一步被搬上一辆小货车,启程了。
临走的前几天,我们叫李大娘的邻居带着孩子来送别,李大娘是妈妈这十来年的好朋友。妈妈自从嫁给爸爸后就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从前忙农活,后来忙孩子,习惯了,也就从不像闲散的家庭主妇一样聚堆儿唠家常。倒是邻居李大娘,经常带着孩子来我家里陪妈妈。妈妈织毛衣,她也学着织,妈妈给我们裁衣服,她也来帮忙,她总是说,我妈妈精明能干又少言寡语,和妈妈在一起,她特别舒服。其实,李大娘的性格和妈妈截然不同,她身材壮脾气爆,还经常和李大伯吵架,每次吵完架就躲到我家里来,妈妈不太理会别人的家事,她来了,呆一会,也就好了。
这天李大娘进门后眼泪就憋不住了,她也许知道,我们这一走,再见面就太难了。她拉着妈妈一定要去城里的照相馆拍个照片,她说:“怕是以后见不着了。”在李大娘的坚持下,我们一家人,提前穿好了搬家时要穿的新衣服进了城,和我们的邻居一家拍了合照,也第一次拍了一张全家福。
亲戚朋友们自然都来相送,爸爸每个晚上都陪着喝酒,喝的多了,也会说几声豪言壮语,他说:“内蒙遍地都是资源,有煤矿、有黄金、还有满地牛羊,到时候我要是站稳了脚,你们就来找我!说好了!一定的!”
临行前一晚,妈妈睡不着,她看着这座明天就属于别人的房子里,除了还有随身要带的几个包和盖在身上的被子,再也没有从前的模样了。炕沿旁边原来放小方桌的地方,那次鱼漂着了火,熏黑了一小片墙、里屋的墙上还挂着几张当年的年画,更显得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外屋从前放缝纫机的地方,因为妈妈总是站在旁边裁剪衣服,那一小片地面上铺的红砖已经被妈妈踩到沉下去一些、还有从前整齐摆放碗筷和调料的锅台,如今也干净的空无一物了。妈妈环视着这里的一切,明天,她就要出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那里怎么样?有李大娘一样的邻居吗?能听得懂那里人说话吗?孩子能上学吗?听说那边冬天很冷,能适应的了吗?妈妈越想越焦虑,她想要退缩,想要后悔,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黑暗中爸爸翻了一个身,他拍拍坐在炕上的妈妈,伸出胳膊搂她躺下。爸爸说:“快睡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你现在不睡,明天哪有精力管孩子?”妈妈说:“我睡不着。”爸爸安慰道:“内蒙那边已经买好了房子,我们去了再添置些家具就能住了,你忘了我以前说过,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咱们搬三次家,这次搬家是第二次了,不光搬进城了,还进了大城市。”妈妈还想说什么,爸爸搂紧她说:“睡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抓了起来,感觉灯还没打开,就有人给我快速的套上衣服,之后我就靠在爸爸的肩上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我们已经坐在去往北京的大巴车上了,远处的天边露出一条白线,映着东边的微光,我看到广阔的平原上,秋天饱满的谷穗弯着腰的剪影、玉米地还是黑漆漆一片、汽车路过了几亩梨树林,平时挂着诱人大鸭梨的梨树,此时仿佛张牙舞爪的向身后闪过······这就是华北平原在我儿时留下的最后印象——广阔、神秘、渐行渐远。
上午,我们到达北京,与前来帮忙接应的四叔四婶汇合,经过简短的商议后,大人们决定,除了每个大人有负责看管和清点的行李外,为了防止孩子们在人多拥挤的火车站跑丢,一会上火车时,由四叔和四婶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姐姐,妈妈抱着弟弟,爸爸则带着最难看管的我。
还记得火车进站停稳后,车门打开了,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一把拎起我,胳膊一抡,我就飞一样的被“扔”进车里。爸爸随后才扛起行李,挤着上车了。
我对整个搬迁过程的记忆,都凝聚在记忆中的那一抡,那一下特别有力,我飞一般的被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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