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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2）
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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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3）
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在紧张的气氛下，有人竟哭了。王石跳了起来，他的情绪控制不住，和王勇峰吵起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王石的火暴声音：“凭什么！他妈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大胡子王勇峰虽然身躯庞大，却也一下子承受不住委屈和压力，眼泪下来了：“你也知道是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你要这样我就保证不了了，这个队长我不当了！”
其实王石也知道，在高山严酷的环境下，团队的规定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在那样紧绷的环境，人的神经反而反弹得厉害，虽然他在几分钟后就道了歉，但依然觉得自己太火暴了。
吵完架大家就回帐篷睡觉去了，王石特意把帐篷的灯亮着，等王勇峰回来。王勇峰回来见王石没睡，问了句“还没睡”，就开始闷头脱衣服。王石本来想找队长说说话，突然闻到一股臭味，一下把他熏倒，他赶紧把鼻子捏住，闭眼睡觉，无意再抒情了。第二天一早，王石对王勇峰说：“队长，你该换袜子了。”王勇峰说：“我就这么一双。”王石赶紧掏自己的包：“我有。”王勇峰接过来看，说：“我不要长袜子，我要短的。”王石又在自己包里翻，翻出短的给了王勇峰，王勇峰就换上了，然后一把将自己的臭袜子塞到了衣服下面。正好那天王石要洗衣服，就把王勇峰的袜子翻出来一起洗，正在搓洗着，王勇峰走过来，红着脸就把袜子夺走了，王石后来说：“哎哟，那叫一个臭啊，那个臭味在我手上粘了好久。”
这几乎是一个极为喜剧化的场面，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离开了珠峰，这种臭袜子的故事还会发生。也许登山的纯粹就在这里，把人都还原成了最本真的状态，尤其是男人们的率性倔强，在这里散发得最为彻底。大概也是这一点的原因，吸引王石一次次和山友们一起粗糙地生活几天，放肆几天，那个时候，他不是万科董事长王石，而是山友王石。
在王石登顶珠峰的时候，和他同在B组的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刘建，当时两人在登顶前为了互相激励，于是约定如果登顶成功，刘建就在峰顶上向女朋友求婚，王石作为见证人。开始攻顶了，两人都觉得：“坏了，还非得都登上去。不然，要么求不成婚，要么没有见证人。”王石后来对刘建开玩笑：“我是为你才登上去的，不然你那求婚谁给你证明啊。”
在现实生活中，刘建是一个记者，王石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两人的生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登山，两人成了兄弟，而且一起登了“7＋2”里的7座雪山，两人自有一番登山的革命情谊。王石是刘建的老大哥，刘建是王石的小兄弟。2004年12月31日，“7＋2”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登完山，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队员们都睡不着，一群人闹着要做游戏，但闹了半天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大概觉得刘建年岁小一些，于是大家提议给刘建上一堂人生建议课。“说好听是人生建议，说不好听就是批斗会。”王石后来想起来还哈哈直乐。然后还给刘建说清楚：“不许生气，不许反驳，尖锐是为你进步，这样你才印象深刻，才刺激。”刘建没办法，搓搓鼻子答应了。于是王石说了：“我觉得你吧，登山是很出名了，不过你做记者这么多年了，你做记者很一般。”刘建听得眼睛发直，但还是没吭气。王石没在意，继续打击：“比如说你写的文章，真是不好，都是狗屁文章。”刘建不干了，脖子都粗了：“你看过我写的文章吗？！”王石嘻嘻地：“没有看过，但我听别人说过。”刘建气翻了：“你看都没看过，凭什么说我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你说的话才是狗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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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4）
王石说到这里，挠挠头，“你说，这不是兄弟才敢这样吗？完全没有什么顾虑，朋友间都不会这样的。好像不存在什么互相喜不喜欢的关系了，在一个大帐篷里，你必须要一块儿相处，这个关系没法回避，登山者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所以不能用朋友来形容。有时候互相不服气，有时候又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在登完山以后，王石和他的山友们一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去了。在登山的一段时光里，因为只有登山一件事，登山就是所有的生活，所以仿佛是常规生活中的一段放逐，可以不照平常的逻辑、不依平时的约束，尽情地放松，尽情地把自己放到尘世的最低处，撒开欢儿地做人。
在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我问过王石一个问题：“以后登山还会有激情吗？”他说：“激情当然会有。登顶珠峰虽然是一个高度，但它给我的不是一个满足，其实是一种转变，就是从珠峰下来后，我再一次登山时，不会再有后悔，不会再急躁了，所以还会再登。”
王石在成功登顶珠峰后，引起了周围人的无限激动，因为他是中国人登珠峰的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但王石显然不爱听这个，因为在他登顶前的两个小时，有个71岁的日本人就登了顶，所以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拿他的年龄说事，而且在他的观点里，一个男人年过50正是盛年，何必老要说他是什么“年龄最大”呢？
别人的激动是因为王石的确缔造了历史，但在王石内心，珠峰的重要不在于帮助他缔造了历史，而是真正改变了他登山的心态，这和年龄无关，只和那次经历有关，而那次经历恰巧就是珠穆朗玛峰。
在登珠峰以前，王石对登山的感慨是“一种想放弃而没有放弃成功的运动”。他的意思是，每一次登山，因为突发的种种情况，因为种种的危险，总让他有一种后悔的心情，然后就无比急躁，希望尽早拿下一座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也总是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登了！但等到登完山回到城市，他又开始怀念登山，然后又会在某一天收拾好行装，往雪山靠近。王石有时很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喜爱这个运动的，但这种喜爱却总也让他心生悔意，真正是爱恨交加。
然而，在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要耗时60天，王石平静下来，整整两个月，他没有一天后悔，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也许是心里知道珠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的困难也许是自己无法克服的，急躁于事无补，王石反而沉静下来，他什么都不想了，心里只有一个目的：登顶。
“成不成，这个对我来讲很简单，成不成并不仅仅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天气和运气，我只要认真去努力，认真去做就行了，登珠峰也有10年登4次、登5次上不去的。所以我真没有想更多，只是想必须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不允许有任何杂念的一种状态。我当然希望登顶，但登不了顶还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要登。当然我希望一次成功，但我想就算成功了那也是运气，我面对珠峰想明白了一点：不是我想成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这样的心态在2003年后一直伴随着王石，这是他最感谢珠峰的一点，其他的，比如荣耀，比如光荣，他固然看重，却始终不如一份心止如水的心态来得有价值。
“登山是危险，但这种危险是直面的，把平时逃避的人生问题都摆在面前，你不得不去考虑，这样对长期心态的平和是很好的。如果那样迫在眉睫的危险你都经历了，你还怕什么呢？”他开玩笑说，“我的经验是，特别对谈判有帮助，当大家僵持的时候，我心里是最稳的，我心想，雪山我都上去又下来了，看咱们谁能熬谁能顶吧？”
在王石登珠峰的过程中，到8 650米左右高度的时候有一段绝壁，中国人1975年在那儿搭了个铝梯。王石的预期是爬过梯就上去了，但实地有一段必须离开铝梯做横切攀岩动作，脚下就是8 000米深的深渊。王石毫无选择，骑虎难下，必须上。他形容自己“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没法想，就听见冰爪扣在冰岩里喀嚓喀嚓地响”。然后一下子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