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的姑娘漂亮、嗓音尖利、粗俗异常，她们非要把桌子拼起来，好在上面跳舞，做大劈叉等各种动作。奥塞奇想象自己是一个哥萨克，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见旧习未改，但他比以往更兴奋。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以为自己是个杂技演员，摔坏了几把椅子，打碎了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突然决定去黑人区。
莫娜、奥塞奇和我钻进了一辆车，还有斯巴德·杰森和他的阿拉梅达，阿拉梅达膝头抱着一只名叫菲菲的小赖皮狗。等我们到那儿时它已经尿了两个人一身，最后阿拉梅达也兴奋得尿了裤子。
在斯摩尔我们喝着香槟，冲着大块牛排和熟洋葱挥动脏兮兮的刀叉。克伦斯基博士也参加了聚会，而且好像异常开心。我也不知最后谁付的帐，也许是奥塞奇，反正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刚合上眼就听见艾伦·克罗姆韦尔敲打窗户求我们开门。没有人理睬他。“是我，艾伦！让我进去。”他一个劲地喊，声调越来越高，简直是在尖叫。显然，可怜的艾伦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最后一个警察过来把他拽走了，照例用警棍亲切地拍了他几下。睡在桌子上的克伦斯基和奥玛拉都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之极，可莫娜却有点儿担心，不过没一会儿我们都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内德、奥玛拉和我想出一个点子，我们拿着一把四弦琴，坐在厨房里低吟浅唱，由莫娜去招待客人。那时正逢佛罗里达热，奥玛拉总是贪得无厌，做梦都想发横财，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去迈阿密闯荡闯荡，并坚信不出几个星期就能挣到足够的钱，寄给莫娜，然后开始新生活。既然我们谁也没钱投资房地产，就得从别人手里弄。我们可以当侍者、侍候人，甚至擦皮鞋。万事开头难，只要能干起来就行。天公也做美，而且越往南走天气会越好。
奥玛拉的花言巧语总能说得大家动心。
莫娜自然对我们的计划不以为然。我只好答应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庭，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部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儿子，他很年轻，但轮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身去迈阿密，偏巧空气潮湿，雪花飞扬——是这个季节的头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高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身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邦警察正在追踪，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长呼了一口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搭上又一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出庭了。
挂上电话，我感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身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精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美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间就像高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户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塞住，有些糊上报纸。
水龙头不滴水，床上铺着草垫子，弹簧毫无弹性，到处挂着蜘蛛网，浓重的灰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奶酪、葡萄酒、萨拉米香肠、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进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我们饱餐了一顿，在温暖的阳光下，舒展四肢，吞云吐雾，还高歌一曲——找朋友。
我们情绪高涨，昂首阔步地出发了，南方的景致极好——阳光明媚，幽雅动人，令人心旷神恰，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了南方，总是令人欢欣鼓舞。在马里兰，穿过一长串敞篷车，一切都变得温柔。当你来到弗吉尼亚，毫无疑问就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庄重大方。这个州孕育的总统为数最多，至少也是最杰出的，它时至今日仍是人杰地灵。
我曾离开纽约数次，只要把自己和所厌恶的城市之间拉开距离，就不会在乎将要去往何方。到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去，穿过弗吉尼亚时，就像重温一部熟悉的交响乐或四重奏的主题，偶尔，因为留意小镇的风貌，我会停下来，力图找份工作，当然从未如愿，也许会逗留一段时间，极力想象在那儿安度余生，而饥饿总是将我从幻想中逐出。
从华盛顿到洛亚诺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我们是三个人，无人愿意让三个流浪汉一起搭车，尤其还是来自北方。晚上，我们决定最好分散行动，我们查了地图，决定第二天晚上在沙罗特的邮局会面，计划完成得相当圆满，我们先后到达，相差不过半小时，这回，我们又改变了计划，因为内德已和那个司机说好，可以直达迈阿密，我们决定，下次在杰克逊威尔会面，奥玛拉和我一道，内德独自上路。第二天细雨霏霏，天刚亮，我们就等在沙罗特外的高速公路上，过了一个多小时，仍无人理睬，我们厌倦已极，决定挡在路中央。这一招竟然奏效，车子“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司机喊。
“想搭个顺路车。”
“你们去哪儿？”
“杰克逊威尔。”车门开了我们钻进去，又上路了，风驰电掣一般，开始司机一言不发，后来终于开了口——“幸亏没撞着你们。”我们没吱声。“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开枪，或者把你们撞倒。”他接着说，奥玛拉和我对视了一下，“你们从哪儿来？”他问，“干什么的？”我们一一作答。开始他有些疑惑，最终还是相信了，随后他慢悠悠地痛苦地讲述了真相，他在一个酒吧，因酒醉后争吵，误杀了一位朋友，出于自卫，他用瓶子敲了他的脑袋。他失魂落魄，惊慌失措地从酒吧里跑出来，跳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身上揣了两支枪，准备一旦受阻就开火。“你们算是死里逃生。”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坦言要去坦帕，安安稳稳地在那儿避一避，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也许我会回来，听天由命，但我得先静下心来。”并一再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不想杀他。”他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一样。
停车吃午饭时，他坚持付帐，晚饭也是如此，在美肯，我们要了一个双人房间，又是他掏的腰包。大厅偏僻的角落里，红灯下，摇椅上端坐一个妓女。我们一边把朋友的手枪和钱包一并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平静地谈论，谁先拿到这些谁就是幸运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的朋友本可似径直去坦帕，但他坚持先把我们送到杰克逊威尔。不仅如此，还硬塞给我们十元钱——祝福我们交好运。
“你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他提醒道。“我有种预感，这股热已过去了。”
我们互相道了珍重，目送他远去，心中揣测他几时会被捕。他是个单纯、诚恳、善良的职业机械工，对于这种人，人们会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遇到他真是三生有幸，除去他给的十元钱，我们还剩四元，内德拿着大半钱款，忘了分给我们。等我们如约到了邮局，他已在那儿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在沙罗特捎上他的司机，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仍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支付饭钱，而且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总之，我们吉星高照，接下来就该大显身手了。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杰克逊威尔到处挤满了像我们这样可怜的傻瓜，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明智，就应立即回转身，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出于骄傲，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点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处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干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露宿公园（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身，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子。有一次我们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子走回来，脚步蹒跚，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头丧气的。晚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根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晕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出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水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顶着我们的后腰，生把我们赶了出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子。“滚回去吧！”他呵斥道。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管已破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子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爱，一点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精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此刻纽约发生暴乱，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头——食物。
第一眼见到福莱彻，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色的眼睛，大胡子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马驹和牛仔，报酬丰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出两个酒瓶；半瓶杜松子酒和一点儿裸麦酒，我们用一个柠檬、一些桔子皮和大量的水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子在里间休息，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紧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已经根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感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会见到，她非常可爱。”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子已经残缺不全，餐具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子的中央他摆了一盘花，“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子。”他端出一盆土豆色拉、一些硬奶酪、波隆那腊肠和肝肠、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苹果和花生做点心，但不见一个桔子，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水，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我们来唱那支找朋友的歌吧。”福莱彻恳求道，我们一起哼了起来，但尽量压低声音，唯恐惊醒劳拉。
“不必为她担心。”福莱彻说。
“她睡着时像一个天使，其实她就是一个天使，我很清楚她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