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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闯入托派禁区（7）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被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郑超麟这么回忆：“192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1929年后即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闯入托派禁区（8）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闯入托派禁区（9）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
祭盘徒羡足三牲。
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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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10）
想不到，倒是我先发现了这本书！
在北京，有个内部购书处。去北京时，我凡有时间总要到那里“淘书”——因为那里的书是外面书店见不到的。我在1986年11月又一次前往那里，看罢架上的书，请朋友打开书架下面的柜子，我知道那柜子里的书更“内部”。
我马上发现新出的灰皮书，上面印着一行黑字——《郑超麟回忆录》！
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我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
“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须知，在中国，托派一度等于“反革命”。在延安，王实味就死于托派之罪（尽管他并不是托派，只是曾经同情过托派）；在陈伯达倒台之后，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之一，也是托派（尽管他也不是托派，只是跟托派有过一些来往）。
虽然我与托派并无瓜葛，但是我赞赏他对于政治理想的始终如一的态度。我不由得记起，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被国民党逮捕，别人劝陈独秀赶快搬家，陈独秀笑道：“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我用不着搬家！”陈独秀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我当即买了两本《郑超麟回忆录》。因为我知道，这本刚刚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少量刊印”的“内部发行”的书，连郑老本人都没有。回沪之后，我即送郑老一本。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六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这些四十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