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4）
鲜卑替代蒙古帝国的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文明与伊朗－佛教文明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盛行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正在互相残杀。大约在公元155年，定居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地区的北匈奴，被从蒙古－满洲边境兴安岭地区来的鲜卑游牧部落击败。很久以来，这个鲜卑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通古斯人，但伯希与羽田亨经研究认为他们应该是蒙古人。因此，这场争斗可以看作是蒙古人战胜了匈奴统治。被汉人称作檀石槐的一位鲜卑族酋长，在征服了北匈奴之后进军西蒙古，一直打到伊犁，征服了乌孙人。中国纪年学者们认为，公元166年时鲜卑族统治地区是从满洲到乌孙，即到巴尔哈什湖。这未免有些夸大，当时鲜卑族统治的地区不会超过现在的博克多汗（土谢图汗）、车泽尔里克－曼达勒，以及三音那颜的领土。
将领土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鲜卑族酋长又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企图再造自己祖先的辉煌。公元156年，檀石槐入侵中国的行省，即现在的辽东，被阻挡了回去。于是，他又把目光转向当时已向中国称臣内蒙古的南匈奴。之后，他又与南匈奴媾和并诱惑其侵犯山西与甘肃的中国边疆，但这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被中国军队挡在了国门之外（公元158年）。鲜卑族又发动了一次向满洲西南部行省的进攻，中国将军赵苞于公元177年将其击溃。此外，尚有游牧于大兴安岭的南达赖诺尔与西喇木化河流域的乌桓部落，被中国将军曹操于公元207年击溃。公元215～216年间，曹操将南匈奴的残部安置于现在的陕西、山西及河北北部的边疆地区，分为五部，每部都实行中国大员监督之下的酋长统领制。至于南匈奴原有的单于，则在中国朝廷内被看管起来。
公元220年，汉朝在内战中自行消亡，而被中国军队击溃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却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抗，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此时还没有从战后的衰落中摆脱出来，当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恐惧也应该考虑在内。尽管“三国”代替了汉朝，内战代替了统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民族仍然向华北地区的霸主——强大的魏国（公元220～265年）称臣纳贡。所以，公元224年，鄯善（罗布诺尔）、库车、于阗都向魏王曹丕俯首称臣。同样，当魏国和其他两个王国被重新统一中国的晋朝（司马氏）所代替时，库车王派他的儿子到皇室任职（公元285年）。至于鲜卑族，则愈加猖狂，甚至开始进攻甘肃边境的凉州（公元279年），不过很快就败在了中国将领马隆的手下。
匈奴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取代它的鲜卑族还没有力量进攻中国，因此中国暂时不会受到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公元4世纪，蛮族大举进攻远东，与欧洲公元5世纪时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十分相似。不过，这里的侵略与欧洲的有所不同，并不是某个阿提拉发动的在蛮族腹地的骚动，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着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公元4世纪，匈奴与鲜卑征服华北
我们已经看到，持续的分裂削弱了匈奴人的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起统治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匈奴族，长期处于驻扎在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的统治之下。公元前44年，匈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一个首领郅支被鄂尔浑河畔的一个竞争者驱逐，便西迁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哈什湖附近。于是东匈奴与西匈奴出现了，前者驻扎在蒙古，后来成为中国的外敌，后者驻扎在巴尔哈什湖与咸海草原，后来成为称为“浑“（阿提拉的祖先）的罗马帝国的外敌。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自行分裂，内蒙古的八部落与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统治的游牧部落脱离了关系。从此，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与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我们在上文看到，公元155年，生活在满洲边境的北匈奴被来自兴安岭的蒙古游牧部落所征服。我们也曾谈到，当时是鲜卑族统治着蒙古，从满洲边界一直到哈密与巴里坤附近。
在这里我们要单独谈谈南匈奴。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匈奴人由于受鲜卑族的压迫，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汉朝末年逃到河套以内，即鄂尔多斯草原与阿拉善附近。我们知道，在三国时代（公元230～265年），他们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他们成为了中华帝国的联盟者，对中国起到了类似于公元4世纪时许多定居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尔曼部落对罗马帝国所起的作用。联盟中的匈奴部落首领与中国魏朝（公元220～265年）及晋朝（公元265～316年）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古典历史中讲的公元4世纪时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的酋长们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蛮族的领袖们来往于皇帝的京都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在衰败的皇室朝廷里他们都被视作亲信，这样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时，就会带回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
所以，作为中国的联盟者，作为皇帝的卫队，南匈奴时常退守到最南部，直至长城附近。他们的单于呼厨泉（公元195～216年在位）进驻山西中部的平阳。当时中国正处于汉朝倾覆、内战兴起之际，呼厨泉声称自己远方的祖母是汉朝的一位公主，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刘”。因此，匈奴的军营里出现了汉朝皇氏的代言人，而此时的汉朝已经在不断的纷争中几欲消亡。公元304年，在取了汉朝姓氏的匈奴酋长中有个名叫刘渊的人，住在山西太原，从晋朝皇室那里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名号。公元308年，刘渊率匈奴五万人，在太原称帝，正式成为汉室的继承者。这个匈奴人建立的皇朝被称为北汉或前赵。
刘渊的儿子和继承者刘聪（公元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公元311年，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首都洛阳，焚烧了皇宫，拘禁了晋怀帝。随后他又向西攻打长安，屠杀了长安城一半的居民（公元312年）。被俘的皇帝被送往平阳刘聪的住处，刘聪强迫他作斟酒的仆人，直到他被杀（公元311年）。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公元312～316年在位）等到匈奴人走了之后才进驻长安。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16年，匈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长安城。懦弱无能的晋愍帝只得投降。在平阳，再次上演了匈奴王迫使中国皇帝“在筵席上斟酒”的一幕，最后晋愍帝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厄运（公元318年）。一名晋朝皇室成员放弃了保卫华北、抵抗蛮族职责，逃到了南京（当时称为建邺）。他凭借长江天险的保护，建立了第二个晋朝，即南晋或东晋（公元317年）。这段故事与5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将西方行省留给日耳曼侵略者，自己却逃至东方帝国非常相似。在将近300年（公元317～589年）的时间里，南京代替了长安与洛阳，如同君土坦丁堡代替了罗马与米兰。
华北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当时成了赫赫有名的伟人。虽然他继续居住在山西平阳，但却是帝国古老的京都洛阳与长安的主人，统治着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一带）、河南北部（除了开封）、河北南部及山东北部。这个匈奴王国的领袖尽管还保持着蛮族的风俗，但是由于成长在中国的朝廷，受到了不少汉文化的薰陶。不过，另外还有一些蛮族人的游牧群也纷纷进驻中国北部，其中有一个突厥部落，汉文译名为拓跋，于公元260年定居于山西最北部，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后的数年间，这个部落移入长城南边、山西北部的雁门（朔平）与代郡（幽州附近），即大同境内。直到公元310年，拓跋部落才定居下来。此外，鲜卑族蒙古人慕容氏，在今满洲西南部的辽东与辽西建立了一个国家。
公元4世纪，游牧部落之间不断的纷争导致了中国北部兴起了许多突厥－蒙古国家。这与5世纪时欧洲的罗马出现的那些非常不稳固的国家同出一辙。华北的匈奴征服者刘聪死于公元318年，他的继承者仅仅能保住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土的西北部。不过他有个副将叫石勒，征服欲望很强，在襄国（现在的河北南部顺德境内）周围开辟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公元329年，石勒推翻了刘聪王室（前赵或北汉），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朝，名叫后赵（公元330～350年）。石勒建都于襄国南边的邺，即现在的彰德，将洛阳作为陪都。编年史家告诉我们，这个根本不认识中国字的匈奴人却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不亚于神学家和语言学家狄奥多托利。但游牧的思想没有产生他预想的后果，这体现在匈奴人的后代身上。石勒（公元333年在位）的第二个继承人石虎（公元334～349年在位）是个粗暴的浪荡公子，他的儿子想暗杀他，他便把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妖怪，这个鞑靼人中的“蓝胡子”，把自己几个最美丽的妃子烤熟了之后，端上了饭桌。当这些蛮族第一次与文明接触的时候，会因被感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石虎便是佛教的热情拥戴者之一。就领土而言，匈奴王曾长期以河南北部的彰德为首都，统治着陕西（除汉中属于中国南朝外）、山西（除大同属于拓跋氏外）、河北、山东、河南以及被淮河灌溉的江苏与安徽北部。
这个地域广大的匈奴王国的崩溃是那样地快，就如同它的建立一样。石虎死后（公元349年），他的继承人与他的将领们就开始了互相残杀。我们在上文看到，鲜卑族慕容氏在辽东建立了一个王国，并乘匈奴内乱之际，夺取了河北（公元350～352年）、山西和山东。他们的首领慕容僬（公元349～363年）先后定都于燕（现在的北京）、邺（彰德）。他所创建的朝代则被称作前燕（公元349～370年）。公元364年，他的继承人继续扩大领土，占领了洛阳（在东晋皇室暂时收复该城之后）和淮河以北（公元366年）。但比起以前的匈奴人，慕容氏统治时间并不长。
350年前后，匈奴王石虎手下有一名叫作苻洪的军官，在陕西宣布独立，把长安作为首都。人们以为他是唐古特族或是藏族，但他最有可能是蒙古族。当时几乎所有突厥－蒙古族都有统一中国的图谋，都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成是真正的皇室，所以他的朝代就被称作前秦（公元351～394年）。苻洪的孙子苻坚（公元357～384年在位）是突厥－蒙古国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人。他十分崇尚中国文明，表现出万分的仁慈并充当着佛教的保护者。他从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后夺取了洛阳（369年）、太原和他们的都城邺城（彰德），并一举活捉了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