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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1959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拋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 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 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 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 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 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 月8 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 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 月23日覆信给江＇9＇。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10＇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11＇，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12＇，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 3 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13＇。「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4＇。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5＇。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 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 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6＇。（《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17＇。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18＇，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 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19＇？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他的71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20＇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年12月28，1965年1月3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