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苋绱耍蹦曛醒肓斓纪旧钊肴褐冢肴褐谑敌小叭保ㄍ浴⑼ ⑼投┑木瘢裉炜蠢慈杂衅浠庖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