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就在这前后，一些特别敏感的现象也发生了，使毛泽东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发生了“录音事件”（即文革中广为传播的“窃听器事件”），使毛极为震惊，但在当时，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对有关部门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毛在震怒之余对此事并没有加以深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在事后继续留任原职。但此事的后果十分严重，联系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说辞，诸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事”，“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等，毛对中国党内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黑报告”的警惕大大加强，而毛的被伤害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作品，例如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1962年8月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刘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成定局，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新中国建立后体制上的某些弊端，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干群矛盾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建成了历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队伍。部分干部欺压群众，利用特权，多吃多沾，进而贪污腐化，引致群众强烈的不满，这种情况历来如此，中央虽三令五申，也用“学习”，“整党”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一阵风过去，依然如故。刘少奇1964年指导四清，把打击重点放在基层干部，本意也是想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毛看到了官僚特权的弊端问题，1964年他提到“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但从历史事实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工人贵族”。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资在40………60元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月工资在71……80元的，占0。48；在81……90元仅占0。07。这个数字除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3。40元）和农民相比当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年的少将月薪是350元；军队正营干部月薪是145元；1956年16级干部月薪110元，17级干部月薪94元。除了军队中高级干部和地方13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年一级教授月薪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国只有56个一级教授。
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建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阶层”的问题，在这前后他更注意到“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这对他是一个飞跃，可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最多就是贪图舒服，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是一种特权行为。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毛主席希望中国避免苏联出现的情况，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产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而解决的办法是：1，干部参加劳动，2，加强思想学习，3，间隔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干部队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却是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的呢？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962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布署给17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卫兵的“捉鬼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文革中的社论语言：“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强制性质。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鼓励“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旧”，“建立新文化”却是以禁绝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坏的形式出现的。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假大空”泛滥，文坛一片肃杀，“文艺革命”的后面其实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毛喜爱传统戏曲，有关部门在文革时期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江青也利用特权欣赏“封资修”。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3，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它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对农民有所帮助，这些应予肯定，但是农村中小学的发展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田纪云回忆到：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