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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农村市场因素，确立城乡二元体制是毛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和五十年代国家强力推行工业化有关，农民长期贫困则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这种体制又被毛理解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坚决维护。文革中的“制度创新”反映了他对创建一种新制度的理想，但这些又都是围绕毛的政治目标来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时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时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的高度后退，说到底这是因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他既是他所创造的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内在的紧张性就在这里。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仅是大思想家，他还是大政治家，他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思想的层面和政治操作的层面。
毛觉得因他退据二线，中国和党内出了大问题了，他说，他是有意“大权旁落的”，却没料到，刘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联系到几年来刘的一些思想主张，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刘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刘有“取而代之”之意图。刘向毛检讨，说对毛尊重不够，但在毛看来，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以后说，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了，但是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现实的能力。此时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条件并不成熟，简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据二线，刘处在一线，而且刘的这个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来全党也接受和习惯了刘的这个角色，刘好像干得还不错，威望越来越高，刘对全党的领导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来也很团结，面对这个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苏联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而在国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1964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因为“1962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厣，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它“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1965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1，意识形态的准备。毛一辈子都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在理论上先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时期那样自己动手写鸿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断的谈话，需要理论家帮他完善，使之系统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刘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资源，同用一批“秀才”、“笔杆子”，这些人中有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许立群，王力等，胡乔木则在1963年初就因病离职疗养了。毛逐渐觉得北京的这套“秀才”班子还不够用，就又通过江青，在上海另组一个小班子，为首的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家，前期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为主，后期就是张，姚，帮助毛建构起文革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1966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1965年10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