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 ＇。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 ＇。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 ＇。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 ＇。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创，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
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子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积极在工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资产阶级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产阶级中上层知识份子，和旧军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认中共党纲，愿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党员。
在1928…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出身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出身论”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户，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1932主已调整肃反政策，但是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级出身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党＇ ＇。少数社会经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泽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出身论”也被转换，但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是穷人的政党”＇ ＇。党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级看问题，根据阶级决定问题”＇ ＇。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弃了、背叛了原来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了”＇ ＇。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子“阶级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一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1942——1945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态度三个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立场的转变问题，并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学习和接受的问题，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极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党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谢觉哉这样在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 ＇。
在1943—1944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部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好。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风、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阶级出身论” 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於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据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地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的。1944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 ＇。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与这个政策相配合，从1947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