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 ＇ 。
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 ＇。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
陆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 ＇，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化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 ＇。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於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不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年福建省委党校对375名县级干部和区委书记进行入学考试，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因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 ＇。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了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认“许多同志胸襟狭隘”＇ ＇，“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又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 ＇。不言而喻，有战争和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出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环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 ＇。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拨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干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视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 ＇。对于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 ＇ 。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 ＇。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年江苏省一些农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 ＇。“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年后，在文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人群也＇ ＇。
但是由於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分析”的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出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队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 ＇ ，（因三轮车夫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 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 ＇。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份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伪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 ＇。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 ＇。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户，共2 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等＇ ＇。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 ＇。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