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觯咛宥源保А。А�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 ＇。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50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和“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滨市某区在1955年4月连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 ＇。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 “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本家”。在新环境下，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 ＇。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下，部分地区将工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许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 ＇”。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工作，“总派党团员同他们一起去”＇ ＇。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顽伪人员”＇ ＇。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来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 ＇。一些县区经常随意开中小学教师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 ＇。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发现有问题者高达教师总数的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 ＇ ＇。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至斥骂：“小学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门。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 ＇。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582人＇ ＇，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 ＇。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 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 ＇；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 ＇。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 ＇。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 “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 ＇。“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家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 ＇。对於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
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 ＇。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
有关资料显示，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1955年3月底为止，北京市有15万青年没有职业＇ ＇。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304977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 ＇。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4万多＇ ＇。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纯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正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 年12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1949—1955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 ＇。陕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 ＇，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 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58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 ＇ 。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 ＇，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 ＇。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1956…1957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 ＇。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O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 ＇。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 ＇。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