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但是在1962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1964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这种认识最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自那时起，社会上就弥漫一种鄙视、蔑视知识份子的浓厚的空气。湖南常宁的农民甚至称知识份子为“鸡屎份子”＇ ＇。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剥削阶级”的论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首次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更为苛刻的新观点以党的理论新概念的形式公之于众，在当时就受到某些知识份子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高级知识份子普遍对刘少奇的论断“感到触目惊心”＇ ＇，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从意识上确定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 ＇。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人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个新论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职工就“对把知识份子划成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 ＇。然而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虑，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整体性的否定评价已从过去的半公开，迅速演变为社会的公开的主导性意识。虽然在1962年初，因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调整了对知识份子和原工商业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2年下半年后各项政策又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知识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级，进而深入到对党员知识份子的否定。只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级党组织对已入党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仍相对和缓，具体政策由党委在内部掌握。
在这一阶段，政治分层进一步深入到革命队伍内部。对原有的几个革命阶层：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也进行复杂的分层。与60年代初林彪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增长相适应，军人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在四个革命阶级中，最高阶层为革命军人。在革命军人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又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和军中技术干部。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军队、对军中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视以及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军队干部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较小，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在抵拒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态度上也更为坚决。1959年后，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军人出身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其部下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 ＇。
随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党机关不满的加剧，革命干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让位于革命军人，而处于第二层次。在革命干部中也划分出不同的梯级：军队出身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军人出身的干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脑机关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门。去过解放区的知识份子干部又高于原地下党干部，这又反映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特色，即新政权的基础来源于军队与农村。在革命干部的最底层，是40年代后期地下党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因为30年代的白区干部许多人以后进入根据地工作，被认为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40年代后期己是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这个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份子干部既未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未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因而无法与前几类干部并列。在单位类别上，党委系统、公安政法部门的干部蒙受党的信任度较高，政府、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次之，文教单位的干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60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伴随着“备战”的升温和“大三线”的建设，在产业工人中，军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都高于一般大厂的工人。因为军工企业的职工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政审”，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而民用大厂的职工，虽经多次清理，就是到了60年代前期，还是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例如：1960初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2576名职工，但“不纯份子”竟有558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6％强＇ ＇。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的区别；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的区别；有国营工厂工人和集体工厂工人的区别；有地方国营工厂工人和直属中央大厂工人的区别等，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 ＇。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 ＇。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於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1963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 “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 ＇，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150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3271户，相当於原来的1．2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5992户，占全县人口的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4305人，被关、管、斗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六种人的有1931人＇ ＇。
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 ＇。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1949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50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 ＇。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 ＇，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 ＇。
在60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1939年3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 ＇ ＇。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1963年 5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从1963至1965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各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於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 “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 ＇。《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 ＇，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於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50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首长子弟学校”的特殊化问题，信中说：“这些学校和托儿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超过了一般人民生活条件，如原来的八一小学，学生可个个着呢服……首长子弟托儿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车成队地来回接送”＇ ＇。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干部子弟学校陆续被撤消。但在某些地区，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学仍设有“干部子第班”＇ ＇。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点中学事实上具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性质，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中学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领导的子弟。50—60年代初，“干部子弟”的分层尚未明显，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子弟统属“干部子弟”的范畴。然而到了1963年后，随着对革命血统纯正性的不断强调，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弟迅速从一般干部子弟中脱颖而出。在这些高干子弟中，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子弟的地位最为显赫，因为他们父母所担任的职务足以证明他们在血统上和思想上更为纯正。这类青年一般都被视为是“革命接班人”，较早被吸收入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