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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墨子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资料。在《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都不再做官。《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他认为事物变化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如果要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最大的觉悟。这种厌世思想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如果我能和这样的人交流，让他为我所用，我就死而无憾了。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人的才能来派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势”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激烈和复杂。虽然流派很多，但阶级阵线非常鲜明，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周公
——上古时期的人文思想家
人物介绍：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因以周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
思想地位：
中国古代第一个哲学家，儒家思想的启蒙者，上古时期的人文思想家。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忠良贤臣，留下了“握发吐哺”的典故，成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有人尊奉他为奴隶社会的大圣人。周公对后世儒学的形成和影响。儒家学说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学说的主干，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周公被尊为儒家道统的始祖。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
周公对后世其他百家思想的影响也很大。
生平：
周公生于岐邑；死于丰都（今西安市西），周文王时，他就十分的仁爱孝顺，多才多艺，因而不同于其他兄弟。
文王驾崩后，他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但为了辅佐武王他没有去封国而是继续留在都城。武王灭商后，他帮助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并建议武王就地安置殷人以争取殷人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对此十分的赞许，把殷之故地（大都在如今的河南境内）分别封给殷纣王的儿子武庚、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周朝暂时得到了安定。
周朝建立两年后，周武王就患病死去了，他的儿子姬诵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成王。而那时候周成王才13岁，难担大任，商朝的旧贵族又准备复辟，刚建立的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于是由周公辅助成王掌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代理天子的职权。历史上通常不称周公旦的名字，只叫他周公。
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排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承王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是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武庚和他们一起反对周公、发动军事叛乱。面对国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并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周公说：“我不回避困难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周公赢得内部支持后，第二年举行东征，###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他讲了一番话：“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的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说什么他们‘光复旧业的机会到了’，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又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卜兆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这是动员，也是命令，臣子们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周公一起东征。周公的这番话，史官记了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
费了三年的工夫，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把带头叛乱的武庚杀了。管叔一看武庚失败，自己觉得没有面目见他的哥哥和侄儿，上吊自杀了。周公平定了叛乱，把霍叔革了职，对蔡叔办了一个充军的罪。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消灭了参与叛乱的５０多个大小国家，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
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一大批商朝的贵族成了俘虏。因为他们反抗周朝，所以叫他们是“顽民”。周公觉得让这批人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大放心；同时，又觉得镐京在西边，要控制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很不方便，就在东面新建一座都城，叫做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把殷朝的“顽民”都迁到那里，派兵监视他们。以后，周朝就有了两座都城。西部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
周公辅佐成王十分的尽心尽力。周公的封地在鲁国，因为他要留在京城处理政事，不能到封地去，等他的儿子伯禽长大了，就派伯禽代他到鲁国去做国君。临行时，周公对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去接待贤能之士。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典故。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概源于此。
周公无微不至的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很厉害，周公万分焦虑，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求：“现在成王还不懂事，如果有错，都是我的错，让我代成王去死吧。”不久成王果然好了，周公执政七年，成王长大，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臣子的位置。
后来有奸臣向成王进谗言污蔑周公篡权，年轻的成王听信了流言，对周公起了疑心，周公十分忧心害怕。
后来为表###迹，周公写了一首诗，名叫《鸱鸮》，这首诗就收录在《诗经》中。在诗中，周公一面表示对周室、成王的忠贞；一面把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比作“鸮鸱”警告他们“无毁我室”。
周公将这首诗送给成王，成王读了诗，还是不相信周公。据《尚书》和后来的许多儒家著作讲，由于成王仍然怀疑周公，引发了天怒。一年秋天，在庄稼成熟还未收获的时候，天突然刮起大风，雷电交加，田里的庄稼全部被吹倒，连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全国上下一片恐慌。
成王认为天发怒，是由天下人事关系的异常引起的。那些制造流言的家伙，这时又在成王耳边说：“天变是不是警告您，要防止周公篡权？不然，怎么这么厉害呢？”
听了流言，成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打开收藏中央文书的金匮，希望从中找到对付周公篡权的方法。
但在金匮中，成王却意外地发现了武王生病垂危时，周公祈天，请求自代武王的疾病的册文——克纣次年，武王身体不适，群臣恐惧。周公于是以自身为质，设立三个祭坛，面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第二天，武王的病居然就痊愈了。
成王这才知道，周公对王室的忠诚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他请来周公，诚恳地说：“叔父，你一直尽心勤劳王室。小子我年幼无知，听信流言，以致引起了天怒，请叔父原谅我。”
后来又有人说周公的坏话，这次周公没办法，只好逃亡到了楚国。好在成王又看到自己生病时，周公写给河神的那则祷文，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之后，成王也变得成熟起来，再也不怀疑周公了。
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宗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宗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
成王执政后，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了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
周公思想：
周公曾经协助武王推翻商纣的统治，深知纣王亡国的原因，因此十分崇尚廉政爱民，主张“明德慎罚”。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后的大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武庚等的叛乱，让周公觉得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把其分封给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周公把弟弟康叔封派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
周公告诉康叔封，如果有人造反，就要坚决镇压，“假如当政的人不对罪犯实行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废弃。我们应当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去惩处那些不可宽大赦免的人”。但是“执行刑罚要慎重。人有小罪，如果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
周公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据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一个安全的屏障之中。而一系列大小奴隶主则构成了周朝统治全国的基础，也组成了以王室为中心，包括许多诸侯国在内的统治体系。同时周公还向诸侯和周朝人民灌输“仁”，“孝”等思想，以安定民心，为此他创立了礼乐典章和法制。他制订的刑法明确规定：诸侯、公卿犯了罪，也要绳之于法——这是说上自诸侯，下至家族之长，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只是一味作威作福，不奉行天子的旨意，作奸犯法，也都要加以法律制裁。《尚书·吕刑》指出，一切审判人员必须公正无私地办案；倘敢违反，贪赃枉法，则严惩不贷。周公认为一切枉法行为，不外是五种情况：官官相护、报恩报仇、人事关系、收受贿赂、人情请托。不论是这里面的哪一种，失职枉法的法官，一律惩处。而且惩处的方法是：“即以其人之罪罪之。”就是说，该案该判什么罪，就给这个枉法的法官判个什么罪。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治国的基本理念。
针对商朝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周公德治”的理念加以改造，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他提出：“天命不常”，“天命”是和“民情”联在一起的。因为上天评判一个天子善恶有道与否的唯一根据是“民情”，而人民是最痛恨商纣王那样穷奢极淫、贪酷残民的无道之君的。而人民的喜怒就反映了上天的喜怒，因而统治者必须“以德配天”。周公认为，天子应率诸侯百官，首先是天子自己，务须象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即所谓“怀保赤子”；务须象关心自身疾病那样关心民间疾苦，即所谓“恫矜乃身”；并且要求王、诸侯体恤人民，并且要求王、诸侯应该“先知稼穑之艰难”。
“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是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的“德治”对孔子的影响极大，是后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
西周初期周公曾在整理夏商之礼的基础上，为周代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它是中国的原生文化形态，具有别国不可比拟的巨大生命力，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即源于此。礼非常复杂和烦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大概有５类：
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为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乐，就是音乐，这是当时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成为统治天下的制度与手段。
敬德思想和礼乐制度，是从怀疑天命，注意人力出发的；以天道为愚民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个政策的机柄，从思想上绝不放松统治力量，在实践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