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赵明、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从昆明出发，公安部派出卢保良和国际合作局李玉红处长从北京飞赴新加坡与他们会合。
临行前，专案组组长郭永东专门赶到机场送行，而蒋平的心情很沉重。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独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省委期望值这么高，人民群众对贪官外逃义愤填膺，新加坡警方不欢迎，甚至在没有新加坡警方允许的情况下，拿着使馆的邀请函就毅然决然踏上了异国追逃之路。新加坡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什么样的人情环境，我都一无所知。肩头任务很重，没有人指导应该怎么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能不能完成任务，实在是一片茫然。
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2月15日凌晨，当追捕组抵达新加坡时，正是这个时尚的岛国尽情展现她的迷人夜色之际。顾不上欣赏美景，顾不上旅途劳顿，他们向赶到酒店的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黄勇介绍了案情。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不能公开进行调查，众人商定，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天亮之后，再由使馆的吴冬梅总领事与新加坡警察局联系。
没有想到的是，新加坡警方避而不见。千里迢迢飞到新加坡，连新加坡警察局的门都进不去，何谈缉捕？
这是追捕组在新加坡过得最压抑最漫长的一天，5人如同困兽一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气氛沉闷到了极点。猛然间，蒋平一摁烟蒂站起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就不信有这么怪的事，就在眼皮底下还抓他不住？”坚韧的信念激发起大家的斗志。他们清楚，他们身后有千万双期待的眼睛。
他们唯一的选择是：不辱使命！
晚饭时分，吴冬梅总领事终于带来了好消息：经过大使馆一天的斡旋，新加坡警察局终于同意第二天上午双方面谈。
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谈判。中方据理力争，而对方也寸步不让。吴冬梅和卢保良、李玉红分别代表外交部和公安部向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行动署主任熊衍庆等4名警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胡星在中国有经济犯罪嫌疑，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如果根据新加坡法律这样做有困难，请控制住不让他离开贵国国境，我们通过你们认为可行的渠道寻求解决的方法。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0）
按照前天晚上商定的原则，既要引起对方足够重视，又要反映胡星没有携带大量资产进入新加坡，也不是什么高官，所犯罪行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所以，蒋平强调胡星只身仓皇出逃，连自己的护照都没有拿出来，只能冒用其弟的护照。
谈判中对方问：“胡星在中国算什么级别的官？”
蒋平回答：“他是交通厅副厅长，在云南省算个中层干部。”
对方又问：“交通厅是干什么的？”
蒋平轻轻松松地说：“修路的。”
对方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严重吗？”
蒋平说：“我们初步查证他有受贿的嫌疑，但掌握的只是线索。至于数额有多大，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我们来带他回去，就是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问题。”
回答无懈可击，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蒋平进一步说：“通过他E…mail的IP地址和网上订房信息可以确定，胡星就住在这里的莱佛士酒店。”奇怪的是，新加坡警察对此不置可否，只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眼看着对方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肯让，蒋平只能使出“杀手锏”：“我们有瑙鲁国外交官的证明，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护照，按照贵国的法规，请你们把他扣留下来。依照国际惯例，胡星应该被遣返至其假照出发地——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同时，鉴于胡星以‘李力’身份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取得了澳门居住权，你们也可以将胡星遣返到澳门。”
李水发早有准备地回答：“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的函件我们也收到了，但这是一个个人函件。我们得通过我国外交部向瑙鲁国外交部求证后，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蒋平急了：“你们可以不必等待瑙鲁国的证明，我来给你们证明。现在！”
此言一出，不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连中方几人都面面相觑：他哪来的瑙鲁国外交部的证明？
蒋平拿出两套户籍资料摆到桌上：“不就是证明他使用的护照是他弟弟的吗？
请看，这是胡星和胡波在中国的户籍资料：胡波1960年6月23日出生，与瑙鲁国护照上的登记一致；胡星1958年10月16日出生，你们可以查查看，护照上的照片是胡星。这些户籍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按国际惯例进行了公证，是有效力的证明文书。”
对方没有想到中国警察有这么一招儿，一时没有回答。但他们很慎重，说要研究一下。新加坡警察礼貌客气，却处处打“太极”，眼看着谈判就要进入胶着状态，蒋平霍地站起来朗声问道：“请问各位，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就是执行法律、打击犯罪的！我这里有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向国际刑警组织申报红色通缉令的文件、案件卷宗，而且全部都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英文、经过了公证。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联合国的反*公约，我们两国都是加入国，胡星的行为放在贵国也是涉嫌犯法的，况且贵国的反贪力度举世公认。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是嫌犯，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人，警察的职责不就是嫌犯潜逃以后把他捉拿归案吗？我们现在已经追到这里了，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自在，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吗？作为同行，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你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归！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中国需要我们的警务协助时，你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1）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蒋平会突然“动之以情”。沉默了一会儿，李水发说：“蒋局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对外又称经济犯罪侦查局），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我们只能保证，如果收到瑙鲁外交部的证明，我们一定将胡星遣返回去；在此之前如果他离开新加坡，我们一定通知你们。
你带来的户籍资料我们会留下认真研究。”
这似乎是谈判的最大收获了。追捕组以证据说理开路，又以大义晓之、情感动之，可看上去对方仍无动于衷，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但蒋平觉得，他关于警察职责的那一段慷慨陈词还是引起了一点共鸣，在感情上，新加坡同行一定会有所触动。
胡星要离开新加坡了，追捕组却还未能申请边控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他“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诈？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分”。
他对刘伊萍说，我已经买了机票，要回到我办护照的地方去，但是我可能走不掉；如果不能成功，我只能回来面对一切。
从新加坡警察局出来，新加坡华人唐先生请蒋平一行吃饭。唐先生仗义友善，在当地人脉广布。席间，蒋平正为上午谈判无果而食之无味时，唐先生热情地指点迷津。此时，专案组从昆明紧急通报：胡星已经买好机票，随时会离开新加坡。
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组甚至还没有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
刚到新加坡时，大家分析形势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经将胡星纳入视线范围，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马上找移民局，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移民局只管着口岸，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远不出境，移民局是没有办法的；而且，移民局只能监控HuStaneyB。的瑙鲁国护照，要是胡星还有一个其他护照，那就只能眼看他远走高飞而徒呼奈何了。因此追捕组决定还是依靠当地警方控制住胡星。
他们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公使商量对策。黄说，早上会谈的结果他已经知道了，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表示，现在已经证明了胡星使用他人护照进入新加坡，若新方还把他放走，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这番话相当于口头照会，分量很重。可是从外交部传达到移民局，其间要耗费不少时间，哪里等得？这时唐先生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新加坡时，由于护照出了点问题，被人举报，在移民局被暂时扣押了48个小时接受调查。如果有人举报胡星，不是可以大大缓冲我们的时间吗？问题是，举报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唐先生说：“我来写信举报胡星！”
黄勇公使大喜，马上叫秘书打印出一封正式的举报信，唐先生签上名后，大使馆立即派人送往新加坡移民局。可是怎样让移民局马上受理、立即对胡星实施边控？唐先生又生一计：请他的一位和新加坡移民局熟悉的朋友直接找局长，先实行边控，再走程序。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2）
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了。追捕组又回到酒店里发呆。下午4时，唐先生举起手机给众人看短信：“胡星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请放心。”心上石头落了地，房间里一阵欢呼雀跃。在大使馆、祖国侨民的合力下，“HuStaneyB。”这下插翅也难飞出新加坡了。
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大家又笑不出来了：根据新加坡法律，使用别人的护照将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3个月后，新加坡方面会不会把胡星交给中方还很难说，事情可能还是回到原点。让胡星被移民局扣留，实为下下策。
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也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时机。根据消息，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场，近几天已经出院，如果他再次飞来新加坡“拯救”其兄，再带来一本新的护照，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确定整日跟踪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早上新加坡警察对胡星住处信息完全不感兴趣，恰恰暴露出他们已经监控了胡星，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你的出逃很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公使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也不能让他被监禁3个月。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还有，万一打草惊蛇，他跑了怎么办？
谈话中他做出不测之举怎么办？哪怕他喊叫一声，中国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执法，这可能导致外交争端，谁负责？
正在反复研究中，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他想干什么？是想试探跟踪他的人是否中国警察，想讨价还价，还是想投降？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说：“我去找他谈！”他认为，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不太可能轻易投降。
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备感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同意给胡星打电话。孟书记只问了两句话：“使馆同意吗？有没有把握？”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他果断地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此去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众人都围了过来，屏息凝气。
电话接通了。蒋平用昆明话说：“你是胡星？”
对方警觉反问：“你是哪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3）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
“哦，我知道你。”
“我告诉你，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我就是孟书记在新加坡的代表。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
对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我知道你正在收拾东西，我警告你不许出门！不允许有任何动作！”
胡星慌了，不知道追捕组监控到了什么程度：“我没想走，我只是整理一下书。”
“现在只要你离开房门，你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
继续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谈，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中国警察居然监视到了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胡星的电话，“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有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
蒋平和卢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胡星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公使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汽车正要开动时，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要不要订机票？”那一刹那，蒋平陡生信心：“订！今晚就走，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监视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卢保良上了二楼。一切准备就绪，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挂断电话，手机定格在2月17日14时14分05秒。
等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周围，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
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