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屡遭恐吓8月30日，徐州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告知王培荣，董锋及其情妇陈某均已被批捕，进入司法程序。
但在王培荣看来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他对记者说：“我一直担心的是能不能真正查下去。”
因为举报，王培荣本人曾遭殴打，生活和事业均承受压力。他还不止一次接到恐吓电话。“有时我感到灰心，家人也提心吊胆。”
“有人给我抹黑，说我是泉山区不安定因素。可我是‘逼上梁山’的。” 。 想看书来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3）
“董锋被‘双规’一个月左右，徐州市纪委就把材料移交给市检察院，可称为快速，但是否会影响办案质量？”他表示，由于董锋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希望案子能交由更高一级纪委查处。
眼下，睢传侠也有同样的担心。董锋停职之后还给她打电话，希望被他抛弃的妻子能出面作伪证，把网上的照片说成是合成的。
董锋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生活作风长期不正，存在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上喊反*“很坚决”。今年4月，他在全区纪检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要准确把握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贯彻到泉山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提出了四个“紧抓不放”：一是紧抓不放廉政教育这一基础工作。要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苦奋斗教育，自觉抵制*。二是紧抓不放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措施。三是紧抓不放监督这一关键环节。四是紧抓不放惩处这一重要手段。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严肃查办土地违法、虚假招标投标、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案件，并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达到查处一案、治理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
根据泉山区纪委6月17日发布的信息，“泉山区董锋书记提出‘四抓四促进’，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他对部分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奖要奖得怦然心动，罚要罚得刻骨铭心”。
这也许是董锋最后一次在作风问题上教训他人。
而区委书记董锋的名字最后一次登上传统媒体，是在6月21日。《徐州日报》一篇谈解放思想的专访稿中，董锋提出“三看三想”，其中“一看一想”是“看干部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作风建设情况，想一想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
也许他当时没想到——半个月后，他就成了网上名人、阶下之囚。
网络反腐作用正面大于负面
文／ 张国
几年前开始关注举报人王培荣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他是一个执著的人”。
虽然举报帖的命运，大都是失踪或淹没在信息海洋里，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并不气馁。
他反复重发，让那些帖子就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出现。他记不清开过多少个博客，这处被*，就转战另一处。
“我不怕。”这位力学副教授对记者强调。
记者使用搜索引擎发现，这些帖子并不像一些举报信那样石沉大海，多少还能留下痕迹。
姜明安认为，王培荣靠的不仅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与他善用各种制度和非制度资源是分不开的。
“王培荣在维权过程中交替使用复议、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和通过媒体、网络曝光、向党政领导反映、向专家学者求助等非制度化途径，造成了对侵权者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姜明安对本报记者指出，王培荣采用了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敢于将举报材料公开接受监督，即使不可能字字准确，至少也值得重视。
徐州市纪委董锋专案组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根据调查，针对泉山区委书记董锋的一些举报材料，存在失实之处，一些情况仍需核实。
姜明安说：“只要基本事实准确，应当允许出现一些错误。举报人不可能有力量和手段，做到完全准确无误。”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4）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捏造的事实和造谣诋毁，姜明安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这条渠道加以规范。“整体来说，网络反腐的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
他还认为：“网络民意对主流媒体监督的缺位作了弥补，是另一种舆论监督。
”
第一个发布王培荣举报材料的网站负责人说，徐州迅速拿出处理意见进行查处，让民众感受到了网络反腐的强大力量和效果。
通过王培荣对董锋的监督，一网络反腐人士认为，董锋迅速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对网络舆论的日益重视。
今年6月20日，*总书记回答网民提问时指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给无数的中国网民“转了正”、“打了气”、“撑了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观察民意，这让网友们感到振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网民已达亿。
另据检察机关公布的信息，一些地区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来自群众举报的线索高达80％。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前不久透露，北京检察机关重视从博客、论坛和媒体上筛选有关职务犯罪线索。
“反腐必须利用网络渠道”，姜明安说，“有时正规通道被卡住，网络至少是一条重要的辅助渠道。”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公开表示，司法与媒体、网络的关系日益重要。必须对网络上有关司法的消息作出及时反应，以正确信息引导公众，以真实信息抵制虚假信息，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
实名上网的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也认为，在信息日益公开化、行政日益透明化的今天，对于网络上的那些“不太入耳”的言论，只要是不违反网络文明公约的，采取简单的封、堵、围、盖等做*越来越失去效力，甚至会适得其反；及时公开信息、正确引导舆论才能争取工作的主动。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既要正确对待，又要引导规范。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管委会主任项宁一，在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论文《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应对》一文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只处理、不报道”或“先处理、后报道”，或者试图封锁消息，既不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也难以做到。
举报*区委书记董锋时，王培荣在帖子里对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说：“您可能不习惯我把内容公开到网上，没有关系，慢慢来，多了就习惯了。我在探索如何通过网络与领导交流的有效方式，百姓如何对领导有效地进行监督。”
让他高兴的是，市委书记显然重视了自己的呼声。
本报记者在徐州采访时，遇见一位在当地投资的人士。一年以来，她为了一事上访，东奔西跑，身心俱疲，不禁向记者感慨：“漫长的上访，老百姓根本玩不起。”
“我也准备上网。”她说，这是受了董锋案的启发。
刊发日期：2008…09…01
记者手记：
互联网绊倒荒唐书记2008年11月13日，《徐州日报》一篇长文的最后，有行不为人注意的小字：“会议追认通过了市委常委会关于开除董锋党籍的决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5）
董锋是谁？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版在这一年9月1日独家披露了董锋的“事迹”，使他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这名官员涉嫌*不必多说，生活作风也令人瞠目，不但坐拥多任情妇，还曾逼迫发妻，经年累月旁观他与情妇的丑行。
发妻忍无可忍，找到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请这位当地知名举报人帮忙。
王培荣通过常规渠道举报，但石沉大海。他改为上网发帖实名举报，效果明显——董锋很快向市委承认错误，接受调查。
8月27日下午，我接到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主任吴湘韩的电话，受委派采写董锋因网络举报而被“双规”之事。吴湘韩特别强调，从政府重视舆论监督的角度做。28日深夜，我抵达徐州。次日，完成对举报人及其他人士的采访后，转而向官方求证，先后联系了徐州市纪委“董锋专案组”、市委宣传部等，采访颇不顺利，但董锋因网络举报而落马的事实已经明朗。我曾发短信给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徐鸣8月31日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并再次证实网上的帖子促使市委“加快采取措施”。遗憾的是，当时我已在返程的火车上。
中国纪检、检察机关对网络反腐越来越重视，网络举报固然纷繁芜杂，但相较传统举报方式，是一条便捷、高效的通道。北京大学法学家姜明安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王培荣采用了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敢于将举报材料公开接受监督，即使不可能字字准确，至少也值得重视。
9月1日，四大门户网站均在首页要闻区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徐州市委重视网上举报迅速查处》一文。这则新闻的四家网站网友跟帖数量总计达到57000余条，居于国内热点新闻排行榜首位。人民网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制作了专题《“一夫二妻”的区委书记被网友赶下台如何开辟网络反腐新战场》。新华网将网友评论制作了专题《好色书记落马，网络举报功不可没》。全国各地许多报纸转载或刊发社论、时评，一些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或整版转载。法新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跟进报道。
报道引发了各界对网络反腐的思考。评论大都指出，举报应该“条条大路通罗马”，网络反腐为我国反*斗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渠道，网络民意是对专门机构反腐和主流媒体监督缺位的有效弥补。学者谢泳9月5日撰文，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网上“信访局”。他指出，现在网络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民间维权机构通过网络传播达到上访者问题公开化的追求，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最近徐州“董锋案”的查处，网络传播就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不久，“因涉嫌受贿犯罪”，董锋的江苏省人大代表职务遭到罢免。这名荒唐书记的案情扑朔迷离，他的面孔也会很快被人忘记，但没有疑问的一点是，互联网的力量日益显现。
仇和新政（1）
文／ 张文凌
十年砍柴评点
传统中国的政治清明，往往需要某些才智德行出众的官员来推动。因此，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重要人物往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现代社会不应拒绝有个性的能吏，但个人的魅力决不能代替制度的建设。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领导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尽管昆明不是第一个公布领导干部工作电话的城市，但是伴随着“仇和”这个备受瞩目和争议的名字，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仇和入滇不到70天，他在昆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人们认为是“昆明新政的一缕阳光”。
仇和新政扑面而来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带着他的秘书“空降”昆明。
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仇和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此前，虽然坊间传说仇和要到昆明履新，但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传说”。当传说变成现实后，不少干部感到“没有准备”、“措手不及”；而让更多干部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仇和强势推出的系列新政。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昆明电视台、昆明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昆明市委全会的首次直播，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让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扑面而来。
昆明圆通街的一位社区工作者说，她在社区工作10多年，还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会议怎么开、都讲些什么。她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参政体验，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市委全会的工作报告。过去媒体上刊发的工作报告都是一些摘要，对一些工作的不足我们无从知晓。直播减少了会议精神和会议内容传达上的信息流失。”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仇和提出了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让市民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要就进一步抓好软环境和机关效能建设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间，“昆明纸贵”。
电话号码的公布，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兴奋、好奇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人们纷纷拨打各部门电话，目的和心态各异：有的反映问题，有的提建议，有的想试试电话是否打得通、打通后接电话的领导是什么态度。拨打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电话的人最多。为了更顺畅地保证在工作时间以外与市民的联系，2月19日，市委书记、市长在原公布电话的基础上再各新增一部联系电话，打这两部电话的时间是当天18：00至次日8：30。
2月22日凌晨1时，记者分别拨打了书记、市长的两部夜间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后接通。接听书记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晚上平均接听160多个电话。电话开通的第一个晚上，一夜到天亮，电话没有间断过；接听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平均每隔10分钟就会有一个电话打入。
仇和新政（2）
电话公布的同时，也正是昆明市“两会”召开的时候，不少领导因参加会议导致工作电话无人接听，这使市民对政府接受监督的诚意产生了质疑。2月1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接听领导干部公务电话的通知》，对接听电话、落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或故意刁难、语言不文明，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按照《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对媒体公布的“打35个电话22个无人听”的问题，昆明市纪委对全市进行了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以文件形式公布。
针对电话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公众反响热烈。
“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市民杜先生说，每年政府机关都会印制一本党政机关及有关单位电话号码，上面都有8个字“内部资料、妥善保管”，并且注明：“本电话号码仅限内部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