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理查明，王晓军提供了不真实的外币账户资金证明。那么，这个证明又是怎样出炉的呢？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采信了以下证言：王晓军的供述。王亚忱对他说需要一个外资存款证明才能验资注册，他当时美元存款确实有40多万美元，所以他就按王亚忱的意思写了一个证明到中国银行大连市甘井子支行，找他同学孙某办的。但他当时考虑华隆公司这个项目风险比较大，所以没有全部投入。除此之外，他再无资金投入。
中国银行大连甘井子支行孙某的证言。2002年4月23日中国银行大连甘井子支行出具的证明是银行柜员蒋某和王晓军的会计拿着王晓军的个人存款账户交易流水单和证明找到孙某，要求在证明上盖上银行的章。孙某考虑王晓军是一个大客户，有要求尽量配合，在请示主管行长同意后盖章。这份证明是不正规的，是王晓军自己打印出来的，正规的证明是中国银行统一格式都带编号的凭证。
在王亚忱等人虚假注册华隆公司中，阜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虚假验资报告。该事务所所长丁世英证实，2002年4月23日中国银行大连甘井子支行出具的证明不是他和王亚忱商量写的那个，内容不一样。他应该见过这个证明，但在验资时没有细看。外币没有汇入华隆公司的资金专用账户，现在看公司账单当时就没有钱，所以银行询证函也是假的。
该事务所李中文的证言。他们事务所没有到银行询证，是自己将银行询证函交给了曹裔睿，她办完后交给了丁世英，丁将这些材料一并给他，他出的报告。
至此，注册造假过程基本完成。
王晓军400万元注册资金实际没有到位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亚忱坚称王晓军投入华隆公司的320万元到位，而高文华没有投入一分钱，反而从公司拿走了1000万元。这正是王晓军股份不断提高的原因。然而，丹东市振兴区法院认定，所谓王晓军400万元注册资金实际没有到位。
退休高官王亚忱是如何强占他人财产的（3）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认定，辽宁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华隆公司2002年4月至2002年12月31日和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日两个实收资本专项审计报告，已经认定其注册资本没有到位。根据卷宗证据，22万美元是华隆公司拿200万元人民币换取的，22万美元也没有按要求打到专用账户。所谓王亚忱给王晓军借款注册，也是王亚忱将别人购房预付款单据涂改后，变成王晓军的投资款。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采信的证人证言包括：曹裔睿的供述。王晓军投入22万美元是华隆公司先给他打入200万元人民币，等于是兑换的。当时汇率差价17万多元，没办法当时做了一个票据走财务费用了，华隆公司财务账在2002年下半年调整过。王亚忱让她把一些人的购房预付款转入王晓军的名下并重新做账。
于雅君的供述。2004年阜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高文华的案子时，经侦支队的程显国让她通知会计王纯杰给他准备王晓军注册资本金的情况。王纯杰准备了一张带有不同名字的十几个人组成的出资表。让她通知出资人时，她看到表上有2001年的出资，她还问王亚忱，怎么还有2001年出资呢，公司还没成立呢？王亚忱说这是在双龙公司时别人预定放款给他的。几天后程显国来公司，于雅君问程显国王晓军注册资本金核实了吗，程说没有问题。
证人文玉玲的证言。2003年七八月左右，曹裔睿让她重新填写过一批专用收款收据，收款事由一栏都让空着。她记得在其他一些收据上有的是在收款人一栏，让她重新填上王晓军的名字。在这之后一段时间，曹裔睿又让她写过款项来源，注明是王晓军。
证人华隆公司会计王纯杰的证言。曹会计给他时，王晓军的实收资本金是320万元，王亚忱让他从往来账中调到王晓军的实收资本400万元，增加了80万元，这是从几个人给王晓军出资中调过来的。另外，李向纯等人证实没有向华隆公司投入投资款。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认为，“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4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实际是没有到位的。”
王亚忱是如何强占477万元房产的2004年2月2日，在要求高文华将董事长一职让给王晓军遭到拒绝后，王亚忱以王晓军的名义向阜新市公安局举报高文华涉嫌虚假出资罪、挪用本单位资金罪。3月2日，阜新市公安局多名警察在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将高文华抓捕。3月26日，阜新市细河区检察院以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对高文华提起公诉。
由此，高文华被关押了11个月，直到2005年11月王亚忱被刑事拘留，高文华才重新主政商贸城。在此期间，阜新商贸城由王亚忱一手操控。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月11日，王晓军、徐江平、高崇民（后两人为华隆公司员工），在阜新注册成立了光大公司，王晓军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注册资本2035万元人民币，3人均以房产出资。这些房产均为华隆公司的房产。徐、高均证实，自己没有购买房产，没投一分钱，房产也不是他们的，自己没参加也没召开过董事会，是华隆公司的王书记（王亚忱）找他们说要开公司，只用他们的身份证及签名就可以了。自己除了拿身份证及签字外，其余情况一概不知。
在华隆公司向阜新市房产监理处申请办理商贸城网点总面积平方米产权的过程中，采取欺骗手段，在该公司提交的申请书（2005年4月5日）中，称华隆公司已更名为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晓军（在此之前，即2004年2月，王亚忱向阜新市房产监理处提供的虚假承诺书中即注明，华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已改为王晓军，并提供了仿造的以王晓军为法定代表人的华隆公司营业执照），在由阜新市房产经营总公司和华隆公司双方签订的《房屋产权偿还协议书》及《偿还房屋房间明细表》中私自加盖光大公司的公章。
退休高官王亚忱是如何强占他人财产的（4）
2005年4月7日，阜新市房产监理处副处长魏晓枫在未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同意批准对方办理产权证，将华隆公司所属的商贸城网点总面积为平方米的产权变更为光大公司所有（评估价值为万元）。同日，光大公司与阜新市房产经营总公司互换房屋。同年4月8日和4月11日，阜新市房产经营总公司办理了商贸城网点总面积为平方米的房屋产权。
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采信的证据包括：于雅君的供述。2005年春节前后，有一天王亚忱到她办公室提到要成立一个公司（光大公司），并说要避免和高文华打架，由王晓军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光大公司和华隆公司是两个单位，光大的人员是从华隆公司剥离出去的，工资关系、财务核算都是独立的。
阜新市国土资源局情况说明和阜新市规划管理处孙胜利提供的说明。证实从王亚忱办公室保险柜中搜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5）10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均为虚假的。
证人魏晓枫的证言。每次华隆公司的产权证都是华隆公司工作人员苑玉哲来办的。每次他都说是王书记（王亚忱）让这么办的。他被华隆公司的人骗了：一是华隆公司根本没有更名为光大公司；二是华隆公司的房产转移到王晓军的光大公司没有合法手续。
刊发日期：2007…01…31
记者手记：
一篇报道意外推动《刑法》修正
2008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草案提出将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受贿，以及“领导身边人”的受贿行为纳入刑法。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多数都引用了我在2005年5月18日发表的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事实上，我对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案的持续跟踪报道，前后有十多篇。
王亚忱曾担任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等职务，退休后利用自身影响及子女权势，将阜新商人高文华投资上亿元的阜新商贸城一步步占为己有，还动用公权力将高文华关押了11个月。最终，王亚忱被判刑8年，女儿王晓云（长期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案发时任阜新市中院副院长）被判刑3年，儿子王晓军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另一个儿子王晓刚（曾任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退休高官王亚忱是如何强占他人财产的》是我众多追踪报道中的一篇。其实，在退休官员利用自身影响力及子女权势违法犯罪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点，我在相关报道中也多有提及。而王亚忱也并非个案，在报道发出后，我曾接到很多读者来电来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事和王亚忱的一模一样！”这说明，将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确有必要。
领导指示引出的精神病鉴定（1）
文／刘万永
十年砍柴评点
当官员用权力可以给公民贴上“精神病”标签时，这是何等的不寒而栗！不愿让渡权利的人都有可能被权力命名为疯子。
◎ 江帆拿着认定她是“偏执性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书。刘万永摄1997年，因反映家庭暴力，河南省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7年后，江帆历尽周折才见到这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
更让她惊讶的是，把她这个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人”的竟是当地4名精神病专家，而给她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最初起因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指示，并载入开封市委办公室的红头文件。
座谈会后她被鉴定为“精神病”
今年（指2007年——编者注）42岁的江帆，脸型瘦削，颧骨凸起。从1996年起，她开始奔波在几个部门之间，从最初的反映家庭暴力，到后来的状告非法精神病鉴定。
1992年3月10日，江帆经人介绍与张利（化名）相识，同年8月26日两人登记结婚。张利从南开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调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开封中院”）。
据江帆向记者反映，婚后，她开始遭遇家庭暴力，“每次打完我，把我赶出门，还要把我身上的钱搜走。怀孕8个月了还打我。”
1993年12月27日，儿子出生，但这并没有缓和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从1995年11月开始，张利在两年时间内不再给儿子生活费。1996年5月，夫妻分居。
1996年6月1日上午8时许，张利再次动手殴打江帆。
第二天，江帆到开封中院反映情况。据她说，当时她找谁谁都不管，法院一名负责人甚至说：“张利打人也不是我让打的，法院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管你们的家务事。”
江帆质问：“法官打人，不抚养自己的孩子犯不犯法？”
院领导不再理她，招呼人把她赶出法院。
江帆认为，法院是讲理的地方，应该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张利是一名法官，殴打妇女法院必须管。几次找下来，开封中院都以家务事为由不管，而对外又声称已经解决。
开封市妇联、市人大、市检察院等，江帆一个个地找，很多部门都以“开封中院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便插手”为由，将其回绝。
1997年11月中旬，江帆开始到省会郑州上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江帆的命运也彻底被改变。
1997年12月13日上午，江帆按学校领导通知到开封市教委开会解决她的问题。
会议由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程俊主持。江帆向记者出示了这次会议的录音。
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程俊说：“江帆，今天我们请法律专家解决你的问题，座谈座谈，探讨探讨。有啥事想记用笔记，不要录音。”
江帆要求介绍与会人员。程俊说：“都是公检法方面的专家教授，名字并不重要，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最重要。”
江帆开始讲述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起因、经过和要求，大约有40分钟。
随后，专家提问，如，“你恋爱时，发现张利有哪些方面让你不满意？”“结婚后因为什么事情引起不太融洽？”等，江帆逐一作出回答。专家问话大约持续10分钟。问完话，程俊宣布会议结束，历时不到两个小时。
1997年12月23日，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党支部书记张纪平电话通知张利晚上到学校。晚上10时左右，在校长办公室，张纪平宣布：江帆被鉴定为精神病。
领导指示引出的精神病鉴定（2）
原来，正是根据那次座谈会，1997年12月15日，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出具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鉴定江帆为“偏执性精神病”。鉴定人共4人，赵学鼎、程俊祥、秦庭芳（以上3人为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医生）和李佩武（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开封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委员）。鉴定委托人是开封市教委。
张纪平让张利第二天送江帆到精神病医院，张利坚决拒绝。张纪平说：“你今晚回家等着，学校派车送她去精神病医院。这是有关领导的意思，你必须执行，你敢不送，叫法院清退你！”
当晚，张利没敢回家。第二天早上6时许，张利回到自己家楼下，看见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正在小区门口停着。这时，江帆从小区的另一侧走出，躲过一劫。
随后，江帆从父亲那里听说自己被鉴定为精神病，气得双腿哆嗦，动身前往北京寻求公道。
1997年12月29日，开封市教委几名工作人员和张利到北京接江帆回开封。开封市教委这次本想直接把江帆送到精神病医院，只是由于江帆母亲的出现没有机会下手。
领导指示：“看江帆的精神是否受到刺激”
虽然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但江帆此后一直作为正常人在学校从事校医工作。该校领导在接受东方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她“没有犯病”、“没有出现精神不正常的语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共同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她的上访行为不属于司法程序，她并不属于应当进行鉴定的8类人员之一。
《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中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江帆认为，开封市教委既不是利害关系人，也没有事先通知本人或亲属，擅自委托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明显违法行为，给自己精神上造成了严重伤害。
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领导接受河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证实，开会鉴定江帆是否有精神病时，江帆和她的父母、丈夫当时并不知情。
2002年12月14日，江帆被确诊乳腺小叶浸润癌。她认为，巨大的心理压力是癌症的重要诱因。
从1996年开始，江帆把每次和有关部门交涉的过程进行录音，包括鉴定她为偏执性精神病的那次座谈会。拿着七八盒录音带，江帆不停地找有关单位、媒体反映情况。但是，无论是开封市教委、第二职业中专，还是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没有一个人给她那份精神病鉴定书。
2002年8月，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费尽周折，终于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拍到了江帆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整个画面持续时间不足3秒钟。
经过漫长的等待，2004年8月20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