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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没有出现在任何双年展的庆典上，我们听说她去了医院——她的腿断了！前一天晚上，在匆忙赶往大厦的途中，她被细高跟鞋绊倒在石阶上。这点腿伤当然不会阻止顽强的南前往一个盛大的晚会，也无法阻挡她参加拍照活动的步伐。她可能会跌跌撞撞地迟到，但是迷人的坎普纳最终一定会出现在宴会上！
1956年，我仍然在五十八街的公寓里工作和生活，不过我终于成功举办了第一场成衣展示会。麦克斯韦尔和格雷担任我的公关顾问。因为我没有展览室，她们把我的开场秀安排在顶级酒店宫殿大饭店（Plaza）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拐角套间里，那里正对着中央公园。因为她们俩都做过顶级时尚杂志的编辑，所以可以邀请到很多新闻界的朋友。尽管我只展示了二十一件衣服，但第二天报纸的口径很一致：“一颗时尚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不幸的是，Plaza不允许在旅馆里卖衣服；我们后来迁到了第五大街对面的萨沃伊大饭店，就在现在曼哈顿通用汽车大厦的位置。我唯一的助手贝蒂·安（Betty Ann）和我一起给全美国所有城市高档商场的买主打电话，邀请她们来看服装展。如果你想在时装领域生存，你就不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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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我搬到了五十六街和第五大道的斯坦福·怀特公寓里。我每年做三种成衣，主要是皮草和儿童时装，还包括一些很重要的珠宝生意，同时，如果时间允许，我仍然努力为那些定制衣服的客户服务。我们把服装铺到了美国各地一百五十多家最高级的商场里。我正在变得富有起来。
基蒂·卡莱尔·哈特（基蒂·卡莱尔·哈特（Kitty Carlisle Hart，1910—），美国歌唱家，演员，百老汇和好莱坞明星，曾主演多部电影和戏剧，包括经典电影《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1935），晚年成为艺术演讲人。），是到我这儿订做衣服的顾客中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她丈夫摩斯·哈特（Moss Hart）曾经担任热门戏剧《窈窕淑女》的舞台监督。哈特太太想要一件特别的衣服去参加“伦敦音乐节”的开幕式。在那里她和丈夫将会被引见给英格兰女王。
她和助手一起到达，我们开始给她展示一些豪华衣服的样品。当我们讨论衣服时，她突然说：“阿诺德，我非常喜欢你的名字，尤其是你将它从Isaacs转换成了Scaasi，这真是太聪明了！你知道吗，我的名字也是改的。我原本叫做基蒂·科恩（Kitty Conn）。在我刚开始歌唱生涯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找了个算命的，向她咨询这个野心勃勃想要演戏的女儿应该取个什么样的艺名，这个算命人把一堆数字摆来摆去，故弄玄虚了大半天，最后说：‘科恩太太，您有三个选择，我给你的第一个名字是卡莱尔，’她一边说一边向我点了点头，‘然后你会在戏剧界非常非常成功，你会嫁给一个非常英俊富有的年轻人。我建议的第二个名字是——’在这个八面玲珑的算命人说完以前，我妈妈打断她说：‘不要管其他的了，我们就要这个。’于是我就成了基蒂·卡莱尔。阿诺德，当你成为斯嘉锡时，你也变得聪明多了。而我永远也不会变回到科恩了！”她笑着说。
然后她给我看了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它曾经是科恩太太的，她想要一件能出席特殊场合的裙子，还要能搭配妈妈的这件珠宝。我设计了一条简约雅致的白色无肩带雪纺绸礼服，非常适合这位女演员。
在最后一次试衣中，摩斯·哈特，这位充满了奇思怪想和控制欲的天才，亲自来视察基蒂的选择是否能令他满意。尽管他不是很高，但有一张英俊的犹太人面孔，黑头发，外表给人一种权威感。对于妻子穿上这件白色雪纺绸礼服的效果，他表现得很有热情。
“斯嘉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基蒂穿在这条裙子外面，那会给人一种高贵又显赫的感觉——我希望她在那一晚耀眼到连女王都会嫉妒她。”他说。我拿出了一件混杂着银线的浅蓝色波纹丝绸晚装大衣。这是一件奢华的衣服，连衬里都是白狐皮的，还有同样带着蓬松皮毛的大大的披风领。我把它披在了基蒂的肩膀上。
“哇，太棒了，”摩斯惊叫道，“基蒂，你看起来高贵极了！现在，嗯，你要知道，当然了，”他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想要买这件礼服，但是我们负担不起这件大衣的价钱——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借给基蒂，让她去参加伦敦的开幕式。”我很奇怪，这可是摩斯·哈特，世界上最有经济实力最成功的剧作家、导演、制片人之一，他居然在对这件大衣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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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摩斯，”我回答说，“如果你们买不起它，我想就没有人买得起了。当然，我还是会把它借给基蒂的。”离去的时候他脸上带着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赢了。
基蒂·卡莱尔·哈特去伦敦拜见了女王，身上穿着这件闪亮的大衣。很多年以后，我很高兴地了解到，在她生命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夜晚里，她觉得自己很美丽。
如今，她仍然是我一个亲密的朋友。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她仍然有着一头波浪形的黑头发，闪闪发光的蓝眼睛和爽朗的笑容。她一直是美丽与智慧的结合体，是一个真正富有魅力的纽约女孩。
60年代，我曾很荣幸地为住在华尔道夫酒店总统套房里的爵士歌手罗斯玛丽·克鲁尼 的夜总会表演做衣服。那一件美得令人惊异的白色天鹅绒毛短大衣下面是一条缀着珠子和流苏的裙子。整个工作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天鹅绒毛，每个人都直打喷嚏。这套服装对于这个极受欢迎的著名金发女歌手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我经常为一些名人做衣服，不久前我还为朱莉·安德鲁斯在伟大的卡耐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的一次特殊义演制作了一条黑白相间的斑马纹锦缎长裙。她是从大银幕走出来的最重要的音乐天才之一，没有人能够忘记她的《音乐之声》，她后来还成了一位专业儿童作家。有一年，在一个帮助成年人阅读的非营利组织“读写伙伴”——我最好的朋友帕克·莱德，家喻户晓的媒体女记者利兹·史密斯（Liz Smith）和我都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在林肯中心组织的一次朗读晚会盛典上，朱莉为我们朗诵了她写的一本精彩的儿童书。
在这么多年里，曾经在纽约找我做衣服的这些女性一直令我惊奇，即使到现在，她们也都是美国的社交名流。
当1964年我首次开办了专门定做服装的工作室时，我负责为费城的考特莱特·韦瑟里尔太太（大家都叫她图蒂）制作她几乎所有的衣服。她是著名的时尚聚集地梅因莱恩 的女继承人，她的丈夫是一名艺术家，她本人也经常从事艺术慈善活动。她是我这次新冒险的投资人。她富有的母亲格蒂·怀尔德（她在巴黎郊外有一座赛马场）曾经支持过女装设计师曼波谢尔，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图蒂只会穿向设计师定做的衣服，不过她觉得曼波谢尔把她打扮得像个家庭主妇。我给她做了六十多件五颜六色的奢华衣服，她很满意自己的新形象。格蒂和图蒂·韦瑟里尔坚持要为图蒂那些法式女装天文数字的价格支付全部税额，我想这一举动是对她们贵族血统的最好证明。我一直为热情奔放又爱喝香槟的韦瑟里尔太太做衣服，直到她去世。她于80年代死于肺部疾病，死的时候还显得相当年轻。
玛丽·洛克菲勒，劳伦斯·洛克菲勒（老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的妻子；吉恩·范德比尔特，阿尔弗雷德（就是那个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赛马名人）的妻子；伊妮德·郝伯特来自于乐善好施的宾州出版业巨头安纳伯格（Annenberg）家族，她是沃尔特·安纳伯格的妹妹；以及迷人的黛安娜·斯特劳布里基·韦斯特，来自于梅因莱恩的另一个密友，金宝汤公司的女继承人，她们都是我的早期顾客，后来也成为斯嘉锡坚定的支持者。
我还记得端庄的约翰·埃德娜·莫里斯，个子非常高，六号身材，她拥有出众的教养和品位。60年代末她来到了我的工作室。她有着贵族特有的修长脖颈，总是带着一条充满东方韵味的珍珠项链。和图蒂·韦瑟里尔一样，她离开了曼波谢尔，转向我来寻找这种更时髦的奢华风格。银行家约翰·莫里斯的爸爸创办了美国第一个赛马会。很值得一提的是，当赛马在美国刚兴起的时候，四个公认的赛马会选择了四种基本的颜色作为骑师的套装颜色。我为埃德娜做了一条华贵的裙子，让她穿去参加美国三大马赛之一的贝尔蒙特（Belmont）马赛的发奖仪式，那时我发现她的“骑师服”是纯猩红色的，很明显，莫里斯赛马会选择了原色中颜色最明亮的一种。埃德娜·莫里斯喜欢红色，这一点和我一样，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每个赛季选择新衣服的时候，她经常会带着那时已经八十多岁的约翰·莫里斯一起来。他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英式服装，常戴一顶黑色的圆顶礼帽，他的白胡子也永远修剪得很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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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嘉锡，我的妻子有最完美的外表，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衣服表现出她最大的优点。”这个粗壮的八十四岁银行家大声发表着这样的声明。我们当然会遵照他的指示，于是埃德娜·莫里斯一直维持着她显赫高贵的形象。
另一个在衣着问题上无可挑剔的丈夫是才华横溢的作家阿兰·J勒纳，他在百老汇和弗里德里克·洛维（Frederick Loewe）一起有“双L组合”的美称，也是《窈窕淑女》百老汇版和电影版的编剧。，他是我周围最博学最迷人的人之一，任何人只要听到他任何一首抒情诗都能了解到这一点，这些抒情诗来自于《琪琪》（Gigi，又名《金粉世家》）、《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科幻音乐喜剧《晴朗的日子里你永远能看见》（On A Clear Day You Can See Forever）和另一些他创作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戏剧。他比任何一个抒情诗人都更了解英语，他会使用一些很多人不会用到的词来押韵，同时又能把故事讲得很有趣。他喜欢美丽女人，尤其钟爱少女的微笑，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结了八次婚。阿兰喜欢我的设计，如果他的婚姻维持得足够长久的话（我是指一年以上），他通常会把他的新妻子带到我这里来买上几件斯嘉锡时装。
在勒纳的妻子们里我最喜欢的是凯伦，一个非常美丽快活的年轻女人，她只要最顶级的衣服。当1970年她第一次来到我这里时，她立刻定制了一条手工剪裁的喇叭裤，上面镶着珍珠般的苹果绿亮片。她是四号身材，穿上它看起来非常漂亮。这条裤子也是阿兰的最爱。
不久前，我请凯伦把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借给我去参加我在纽约时装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举办的回顾展。这件舞会礼服有着简约的长腰身无肩带上衣和飞扬的白色鸵鸟毛大裙摆。
“但是阿诺德，很遗憾那条裙子已经找不到了。我和阿兰在离婚以前已经分居很久了（那时他们结婚八年）。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和我一位固定的求爱者一起，当然啦，我是全场的焦点，一整晚我都在疯狂地跳舞。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们俩决定去他在公园大街上的豪华住处过夜。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公寓。佣人送来了早餐，然后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我怎么能在这样一个明晃晃的早晨穿着这件白色的鸵鸟毛晚礼服走出大门呢？我在衣橱前徘徊了很久，最后穿上了埃德加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衬衫，再穿上我的银色细高跟舞蹈鞋，然后立即拼命地从前门跑了出去，跳上了出租车。因为我的情人在欧洲作了一次长时间旅行，这次罗曼史也迅速降温了。在他回来以前，我已经和我的新男朋友一起去英格兰旅行了。那次舞会之后差不多过了一年我才和埃德加说上话。而在那以前，他已经再次结婚，并搬到了第五大道。当时我实在太窘了，以至于没来得及问他那条裙子哪里去了。阿诺德，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我能知道的仅仅是，你那条白色的羽毛裙仍然挂在公园大街的某个衣橱里。”
1972年，我的长期顾客——时尚贵妇安妮·劳里·艾肯带来了她金发碧眼的可爱女儿，萨妮·文·布罗来看衣服，这让我很高兴。这个女孩也是美国社交名流，1966年嫁给克劳斯·文·布罗，1980年12月克劳斯试图谋杀妻子未遂，萨妮因此陷入昏迷至今，这个事件后来被好莱坞改编为电影《命运的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而广为人知。布罗太太很喜欢这些衣服，她预订了一条长晚礼服和其他一些东西。一想到这位生气勃勃、热爱生活的年轻女人现在正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我就感到非常悲伤。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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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一个热情洋溢的社交名媛，美国报业大亨的儿子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太太（朋友们都叫她奥斯汀）开始每一季都定做一小批衣服。这些衣服包括一件绿松石色丝绸衬里的明黄色大衣，一件大大的紫红色丝绸披风，一条与披风搭配的绿松石色裤子，还有一条紫红色裤子，一件百搭的绿松石*士长罩衫，还有一件衬里是另一种颜色的绿松石色羊毛夹克。奥斯汀的品味很好，她总是出现在几个最佳着装的名单上，并且能将这些衣服很好地搭配，使自己看起来要比房间里其他女人更加耀眼更加时尚。
她曾经是华盛顿的一个记者，在开始和比尔·赫斯特四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以前曾经嫁给了专栏作家琪琪·卡西尼。奥斯汀是一个很棒的女骑士，是威尔斯特郊外猎场的主人。她是美丽、智慧、格调与风趣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混合体。她喜欢讲一些短短的小笑话，比如说她在一次打猎*上——那是一个寒冷的黎明——讲的绕口令：“号角没响，狐狸没到，马儿先逃跑。（原文是：before the bugle blows and your horse bolts after the fox）”她还对我说：“如果你说得不够快，阿诺德，你就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
帕克和我，与奥斯汀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埃斯米·奥布里恩·哈蒙德，她同样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顾客。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午餐俱乐部”，每个月一次聚会，到不同的餐馆吃饭，轮流做东。我总是选择百老汇附近的法国料理店——拉卡拉维奥餐厅（La Car*elle）；埃斯米的选择，曼哈顿神奇的五星级餐厅格莱纽勒（Grenouille），我们都很喜欢的地方，我总是能在这里碰上时装界同行；帕克，通常选择一些真正新鲜又有趣的地方，或者是中国餐馆；奥斯丁，有的时候是非典型节俭派，选择不太贵的科鲁尼俱乐部（Colony Club）。第一次，当帕克要第二份食物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以后再也不搞这种活动了”。但是第二次出去，与众不同的赫斯特太太却让我们吃惊了，她带我们这群人去了佩卓西安，那是一家酒吧式餐厅，专门供应全美国最好的鱼子酱和冰俄罗斯伏特加酒。她坚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了四分之一磅的白鲟，配上美味的俄式小煎饼。我们玩得很尽兴，于是一去再去，通常每次都会留下一点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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