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生产经营越来越难，有的行业已经出现了整体亏损。
外需放慢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导致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显然放大了外需放慢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此次经济调整的深度和长度肯定将超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那次调整。那次用了8年，当时也响亮地提出了扩大内需，但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市场急剧扩大，我们最后重启的依然是外需依赖之路，而且更加依赖。但此次外需市场大幅萎缩是以美国带头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为真实背景，萎缩程度远超上次，又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事件做对冲，因此，这一次我们同样提出的扩大内需必须要取得真实和持久的效果。只要立足民生，措施得力，相信我们不会再次走向外需依赖之路，至少不会扩大外需依赖，否则就相当危险了。
2 创业于新型中小城市（2）
如果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持续衰退，即使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鼓励出口，稳定外需的任务也将非常艰巨，因为外需市场是最典型的买方市场。况且，过分强调稳定外需很可能会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并需要以更加扭曲的经济结构为代价，且不确定性很大。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扑面而来，在传统的出口和投资之外，寻找新的增长点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就是内需和消费。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已经进入了从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
历史证明，外需主导的经济会导致大城市畸形发展，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必须发展中小城市。未来中国内需和消费的最大增量在哪里？新的发展空间在哪里？历史证明，外需主导的经济会导致大城市畸形发展，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必须发展中小城市。
城市原本是个好东西
城市首先是实业和资源协调发展的产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实业中消费资料的比重逐渐下降，生产资料和科教资料的比重逐步上升，与这种生产力要素结构的变动相适应，生产消费资料的人口比重逐渐降低，生产生产资料和科教资料的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后者集中在一起就是城市。与此相对应，前者的居住地就是农村。这个分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加速和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中心城市及其农村二者自成系统的过程。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有如下三个。
人口密度指标
人口密度指标，主要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广义生产力总是一定人口的生产力，一个城市养活了多少人，占本地区（城市及周围的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是多少，最能反映当地的城市化水平。
人均产值指标
一个城市养活了多少人，每个人创造了多少价值，占用了多少资料，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集聚度、城市辐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情况。
人均资源指标
人均资源指标，主要指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水资源、人均能源消耗等生活指标。其中，人均居住占地、人均水资源等都少于农村，人均能源消耗却高于农村。
研究上述三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与农村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大、人均产值高、人均资源消耗少、人均能源消耗多。其中，人口密度大是最显著的特点。可见，城市是实业与资源的自成系统。但实业与资源要真正通过城市化自成系统，必须遵循两大原则：①“实业与资源协调发展；②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大城市成了一个坏东西
近代以来，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迄今300年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有作为的领导人都曾思考和实施过自己的城市化战略，许多先行国家都经过了大量的试验，留给后发国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从完成城市化的历史顺序来看，英国早在100年前就最早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其他国家大概是在80年前，美国是在50年前完成此过程的。从欧洲到北美，从实业与资源协调和城市与乡村协调的角度来看，先行各国城市化发展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乡相互封闭阶段。古代社会，城市住着统治者，农村是被统治者，这是农业社会城市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化也是这样一种状态，英国圈地运动初期，城乡就是相互封闭甚至对立的。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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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大城市优先发展阶段。在英国，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工业生产和财富及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那时的英国人认为，英国要首先发展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才能统一国内经济，才能生产出廉价的产品以占领世界市场。于是，英国开创了城市化约等于大城市化的道路，这一道路一直影响至今。大城市确实符合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是成为工业国家的主要标志。但“大城市病”随之产生，交通、污染、人口、管理、成本高等问题摆在了英国人面前，也摆在了后继者面前。
第三阶段：“去大城市化”阶段。目前，日本、欧盟等正“去大城市化”，呈现逆大城市化现象，每年都有不少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回归乡村生活。最典型的是美国。早在1890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平方英里8000人，100年后的1990年，每平方英里不足4000人，现在还在持续地下降。整个20世纪，都是美国“去大城市化”的世纪。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大事实。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我们的城市化也迅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化处在城乡相互封闭阶段。1978年后，中国的城市化处在大城市优先发展阶段。结果，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大城市。1997年，中国开始在部分小城镇试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小城镇确定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2000年7月，*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三阶段的起步阶段。
然而，近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城市化实际上依然处在大城市化阶段。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1万人，“大城市病”很严重。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通病，目前在非洲、拉美地区，一些国家80％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里，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这是失败的城市化。与其相比，中国城市化道路科学得多。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又落后得多。
不能否认，引领中国经济大发展30年的“大城市”现在在综合考量上却成了一个坏东西，交通超级拥堵，空气严重污染，不再宜居。不宜居也就不宜一切人类活动，因为人类的活动是以居住地为圆心的。大城市的巨大规模抬高实业成本，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助长金融炒作，还是*的最大根源之一，在整体上已经弊大于利。
大城市还带来严重的资源风险。例如，我国是以全世界7％的淡水资源支撑占全球总人口21％的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平均，58％的水资源分布在其人口仅占全国人口1/3的西南部。但是，中国的大城市集中在东部。以北京为例，近几年的饮水问题已很严重。
“21世纪经济发展的双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提出了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没有得到最好地落实，原因有三：第一，小城镇是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的，是“三农问题”，还没有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看问题。第二，当时中国的大城市化还没最后完成，特别是大城市房地产还没像现在这样饱和。第三，中国随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市场迅速扩大，最终形成了“农村生产城市消费、城市生产国外消费”的外向型经济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大城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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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革命＋新技术革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双轮此次大危机否定了旧的全球化模式，否定了作为旧的全球化模式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人类需要新城市化。与此同时，此次大危机还否定了旧的工业化模式，否定了作为旧的工业化模式主要特征的“黑色道路”，人类需要新技术，绿色的技术。因此，新城市革命＋新技术革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双轮。
我们要靠这两点走出大危机，也靠这两点，开始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社会。综合这两点，中国应该实施“中小城市大面积绿色崛起战略”。“中小城市战略”不是10年前小城镇战略的重复，而是升级。第一，小城镇战略是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的，“中小城市战略”则是作为中国经济总体升级的问题提出来的。第二，小城镇战略是以乡镇为主要载体，“中小城市战略”则以县市为主要载体。前者只是个“大村庄”，功能不齐，所以没有真正的吸引力；后者却是要建设真正的现代化新城市，功能齐全，将作为农村和大城市人口向往的共同目的地。第三，小城镇战略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中小城市”则是新产业创新和试验的根据地。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并举的关键时刻，必须着力破除被大城市化加剧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县级中小城市恰恰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节点上。
从国际情况看，此次危机前，中国处在“农村生产城市消费、城市生产国外消费”的发展链条上，形成一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形成了外向型经济依赖过重的格局。此次大危机切断了这一发展链条。在不放松外贸的前提下，以中小城市为新的节点，形成广大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消费生产新链条，是唯一正确的主攻方向。
从资源和生态情况看，此次资源金融大危机根在资源泡沫，还伴随猪流感，这是人类野蛮改造大自然的苦果。20世纪的100年间，虽然全球GDP增长了18倍，但是石油、钢铁、铜的年消费量却分别增长了170倍、29倍和27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1倍，使人类深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境地。人类必须重建新的生态文明。县级中小城市正是这样的切入点。
20世纪60年代，生态文明的概念由少数生态学家提出，21世纪初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成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行动纲领。在十七大的报告中，第一次以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把我国今后的文明发展阶段确定为生态文明阶段。大农村以提供自然条件，作为生态文明的“生态”屏障；大城市以提供科学技术，作为生态文明的“文明”保障；县级中小城市恰恰是二者间的实践基地。可见，中小城市确实应该成为文明生态阶段的战略重点。
两个“千万大军”会师于新城市
此次大危机打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众多外向型企业停业和半停业，产生了1000多万返乡农民工。与此同时，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新增和累积的未就业大学生据说也近1000万，而且大多数是农村子弟。两个“千万大军”何去何从？
回到农村吗？这些兄弟姐妹们显然都不是很情愿。毕竟大家都是怀着城市梦出来的。留在大城市吗？大城市就业的艰难和生活的疲惫程度正在倍增，已成这些兄弟姐妹们的“鸡肋”。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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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者已经开始行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一些大学生另辟蹊径，将就业的目光转向广阔的农村，返乡创业，竞聘村官，科技种田。前不久，《福州晚报》就曾经报道了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的大学生冯壮波辞掉高薪岗位，带着新婚妻子返乡种菜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过去，大学生就业首选国家机关，次选国有大中型企业，最后选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返乡务农是想都不用想的事。不但家长极力反对，大部分大学生在心理上也难以接受。因此，30年来，很少有大学生回乡建设，致使中国农村相对于大城市越来越落后。当前，新一轮大学生“上山下乡”能给广大农村带来急需的专业知识、技术、文化、思想观念和新生事物。这些都可能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大学生“上山下乡”还能有效地缓解大城市沉重的就业压力。在城市就业紧张的形势下，这些大学生将目光转向广阔的农村，是人生发展的“上上策”。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充分展示自身的才华，到了广阔的农村则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对于那些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和滞留城市难以就业的农民工，只要农村有新的致富途径，大多数人肯定会首选回家创业。因为在外边太难了。
为应对危机挑战，分流两个“千万大军”，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紧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从巨额投资刺激计划，到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限制裁员人数、鼓励企业有所担当，到直接出台政策措施扶持大学生、农民工等就业群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地来看，杯水车薪，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让大学生和农民工回到最基层的农村吗？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最终可能会“石沉大海”。让大学生和农民工回到次基层的乡镇吗？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最终可能会“昙花一现”。我们必须为两个“千万大军”找到属于自己的主战场，持久的主战场。这就是县级中小城市。县级中小城市是中国具有完全政治建制的城市，文化设施较齐全，还具有经济规模效益，下接大农村，上接大城市，是建设中国国内市场最好的节点。我们应该围绕县级中小城市大发展，出台一系列新政策，从户籍、房地产、产业政策、税收、社会保障等一切方面，引导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向这里集中，按照绿色城市的标准，高起点开始中国的新城市进程。更重要的是，县级中小城市的大发展，必然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和大城市的现代化，为农村拓宽出路，为大城市卸下包袱。
返乡农民工有经验，农村大学生有理论，两个“千万大军”会师中小城市，经验和理论进行伟大碰撞和结合，一定会产生奇迹。返乡农民工有经验，农村大学生有理论，两个“千万大军”会师中小城市，经验和理论进行伟大碰撞和结合，一定会产生奇迹。井冈山会师开始了中国军事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次会师则要开启中国农村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30年的新起点，是新城市和新农村建设的双重起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县级中小城市大面积崛起是实现内部均衡和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星星之火，才可燎原。”必须重新审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战略的利弊得失。以大城市为取向的“走出去”战略要进一步与以县级中小城市为取向的“走下去”战略相协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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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以来，中国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走出去”越来越困难，政府不断出台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不明显也不会持久，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