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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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始终没整海默（1）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5。始终没整海默（2）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
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405页）。
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
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
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
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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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与关露的来往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11月23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唯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
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
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的。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0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1955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听她叙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些年，我、王莹、关露三个人都住在香山，经常你来我往，互相看望。听说，文革中王莹被捕后已死于狱中，关露虽然出来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写作忙，没有时间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来，总有一种不大舒畅的感觉。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关露总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将给谁住啊？她忘了她已是将70岁的人了。
关露年轻时结过婚，短暂地维持了3年后离异，终生未再嫁。晚年凄苦，病弱缠身，平反后9个月，用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17。小胖姐（1）
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