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6）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乾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
20。创作上的教训（1）
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 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 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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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创作上的教训（2）
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又不忍对母亲坦言相告。毕竟母亲有72岁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广西苍梧县财政局的一位读者刘柱田却给母亲写了一封30页稿纸的长信，对《芳菲之歌》提出批评：
虚假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反胃，令人作呕。当我仅读到《东方欲晓》第13页，就发现一系列人工斧凿的东西，再无心读下去，而把书丢到一边去了。
他认为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之后，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依旧没有减弱，相反有某些扩大与增强。他还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里面那些虚假不实的描写，并认为母亲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没有必要。
我认为作家不应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点，宜应在新的作品创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发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样，先请人阅读，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
母亲确实没有在作品出版前，广泛听取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样，致使稿件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后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编大造，迎合读者。这样的大改确实没必要。
……
母亲的思想虽然有比较开放、开明的一面，但多年党的教育，锤炼了她的党性，又有紧跟《人民日报》，紧跟文件，紧跟领导的一面。她虽只有初中文化，可家里藏书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对“四人帮”那一套从感情上说反感，却没有勇气反对。她总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来日无多，怕一事无成，虚度光阴，只好上面提倡什么就写什么。
我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母亲正在写《东方欲晓》。她坚决反对我写插队那一段经历，为此还与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书是大毒草。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的宗旨就是忠实于生活，实事求是，绝不美化。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与报刊广播电视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样，充斥于四周的虚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书虚假。
实践证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她的《东方欲晓》买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气再大，写的东西虚假，照样没人看。
写到这里，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东方欲晓》的失败，那个秘书也有某些责任。母亲写作这部书稿时，正是和那个秘书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给母亲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浅的馊点子。
通常，母亲是自己构思写作的。但有时候，遇到卡壳时，她也会和秘书切磋，探讨书中人物的刻画及情节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亲时，亲眼看见秘书兴奋地，绘声绘色给母亲支招儿。
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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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创作上的教训（3）
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