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20。创作上的教训（4）
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除。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尽管她在该书序言里说：她崇敬卢梭，要向卢梭学习，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可事实上却把一些自认为比较丑的，随大流的内容全部删去。她这么傻干，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丑了。
母亲好面子，爱美，注重外表。她梳妆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没错，都可以，但给自己的日记这么“梳妆打扮”，就不合适了。
日记就是日记，必须真实，容不得粉饰和虚构，更容不得事后补写。而母亲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三个缺陷：
1。 文过饰非。
把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受害者的鞭挞、揭露大部删去，这不真实，不实事求是。
2。 补写太多。
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毁损了日记的原汁原味。
3。 自白太少。
所谓自白应该是把坏思想或常人最不愿意说的思想暴露出来。比如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考虑，随风倒的软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亲不是没有，日记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删除。
所以在我看来，《自白——我的日记》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它反映出了一段历史，但链条的强度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事实不准，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对题，这部作品还能说成功吗？
我想，这部书如果不删削那么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面貌，其价值和效果会更好。为真实再现母亲当时的思想，我在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母亲的原始日记，而不是这部经过加工了的日记作品。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部虚假不实，大体上还是真实的，还有一定价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时的重重困难；多处提到了关露、王莹的情况等。这部书还挽救了一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黄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后党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母亲在这部书中提到了他的事，讲了一段为他辩解的话，促使这位同志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只可惜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这部书“梳妆打扮”的痕迹过重。
母亲这么做自然与社会风气不好有关。文过饰非，随意修改历史的现象由来已久。母亲所干的这些举动，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删改过去的书信、日记、作品，把自己过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维护自己形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我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
确实如此。
太喜欢美，太过修饰，反而不美了。
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母亲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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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儿女情很淡（1）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21。儿女情很淡（2）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