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有个很要好的女同学，也喜欢文学，两人经常在一起聊世界名著。可惜这姑娘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当了军官的姨太太，最后沦落风尘，下场悲惨。这件事对杨沫刺激很大，知道自己绝不能重蹈她的覆辙。
最初杨沫以为母亲不会真的不给自己饭费，这只是她的气话。某日，她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声明从此她上学的一切费用自己解决，家里不再管。
受此突然一击，杨沫当场昏了过去。
1931年暑假前的几个月，杨沫的饭费是同学们自发地捐钱提供的，其中有个失恋的音乐老师也曾给过她资助。
杨沫暗恋这个音乐老师，可音乐老师却热恋着另外一个女同学。
杨沫跟那个女同学很好，常帮音乐老师与那个女同学搭线，然而那女同学偏偏不喜欢这个音乐老师，让老师伤透了心。杨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乐老师，为他出谋划策，照顾他，陪他说话。老师很感激杨沫，却始终没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后，这音乐老师还来看过杨沫，早已没有当年的英俊和倜傥。大冬天穿着单鞋，全身给冻得瑟瑟发抖，临走时杨沫送给了他一双棉鞋。
杨沫感激地说这个老师品行很好，始终像亲哥哥一样对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恋带给杨沫的是忧愁与迷惘。
这一时期，母亲还看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当时“叛逆女性”这个词儿非常时髦，杨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
邓肯出生在海边，喜欢大海，富有激情。她因贫困很小就开始跳舞，以此为生，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舞蹈观念，成为了现代舞的先驱。她的舞冲破一切传统理论和习惯束缚，不守成规，大胆奔放，不落俗套。她的私生活也像她的舞蹈一样落拓不羁，放浪纵欲。她可以随便跟男人上床，只要喜欢，哪怕是船上的伙夫……为此，不少国人斥她“淫荡”、“伤风败俗”、“高级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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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婚与失业（2）
杨沫对这个舞蹈家却从无恶感，觉得她活得真实潇洒。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暑假到了，杨沫终于读完了初三。
回到家，母亲态度依旧，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见杨沫死活不肯嫁，大骂她“不听话”，“没良心”，“忘恩负义”。最后恶狠狠说：“不听我的话，你就滚蛋！”
滚蛋就滚蛋，杨沫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哥哥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
但哥哥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没能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困，妹妹来后，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矛盾。杨沫很痛苦，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大家快快帮自己找个工作。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的情绪极为悲观。受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影响，她常常想到死。当她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上，望着茫茫滔滔的大海时，她感到生命是那么短暂渺小，大海才是永恒，何不让自己这渺小融入不朽的永恒？
芥川，以及有岛武郎这些日本大作家自杀身死的行动，使年轻的杨沫羡慕和敬佩，她觉得自杀也是一种美，一种光荣。
回想起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对她太残酷了。有家却无家的温暖；有母亲，却无母爱；有房子，却没有住处；有男人，却得不到爱……她想入非非，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不如追随那些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算了。这大海是自杀的最理想的地点，美丽，壮阔，万世长存。
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这么早地喂给鱼吃掉，化作乌有……
终于，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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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张中行相恋（1）
这个练武的师妹李绍强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表哥帮忙。她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
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
哥哥回信说缺人。
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着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垮台，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3。与张中行相恋（2）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
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
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4。两人分手（1）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