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个别村干部与县法院个别人在捣鬼。
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家属依然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包袱，十分苦恼，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关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处理。如万一确实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让我们和家属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我坚信此案应予平反，并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早听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礼！
杨沫
1989年9月31日
接着，母亲又在11月6日提笔给雄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去信，说明王汉秋的冤案情况：
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王雁来（又名王汉秋）是位爱国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爱人马建民及其他抗日干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虽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积极，拥护共产党，并先后献出自己的全部土地。当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抗日时，他为表###迹，曾砍断小指，送给马建民，当时我也在场，深为感动。从切身体会中，深知他确实是位爱国人士。但在土改时，却遭到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狱中。
她的女儿王以云1985年找到我们。我们深知王汉秋的为人，曾为他证明，并给你县写信请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马建民逝世，在向遗体告别时，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同志曾当面向我说，王的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深感贵县认真落实纠正冤假错案的负责精神。可是后来王的女儿多次找到我们，说她父亲的案子并未平反，并说县法院把王的案子报到省法院。我有些惊呆，一个村民的平反案，县里完全可以决定，为什么要上报省里？
这件事，请雄县领导费心查处，亟盼早日落实党的政策，为无辜的群众平反，以实践郭维城、梅庆元同志的诺言。假如雄县法院无法解决王汉秋的冤案，必须经省法院才能解决，那么当年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们曾多次受到王汉秋全家的掩护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有义务、有责任为王的冤案争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里去反映？盼指教！
母亲为这位抗日战争中掩护过自己的老乡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难过，而悲哀。她有点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过了一年还是没有音信。看来，母亲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人家并不认。中国讲究行政单位的级别，作家再有名也没用。
时间一年年过去，此案毫无进展。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要想翻这个案实在困难重重。因为这起案子从1947年算起，已经过去40多年。即便是错案，按有关规定，凡涉及到镇反和土改运动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何况原村干部极力反对，强调要保护土改和镇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汉秋的冤魂只好在“反动地主”的阴影下面继续哀号游荡。
其实，十分区的很多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了这位农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在《严冬过后是春天》一文中就写道：
为了团结开明士绅和农村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区抗联的领导下，建立了反攻建国同盟会，简称反建会。……小河岗村地主王汉秋入会后，断指写血书，表示抗日决心（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53页）。
同年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杨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汉秋断指的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77页）。
更早的时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第45页也清清楚楚说：
1943年10月，马建民任十分区抗联主任，恢复各县抗联会，加强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六联区小河岗王雁来（王汉秋）断指写血书致函马建民，表明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战到底。
可法院方面不了解这些，也不认这些。他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轻易更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到镇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儿戏，母亲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尽管把自己手指头切下来，要誓死抗日，紧跟共产党走的农民，全十分区就他王汉秋一个，全河北省恐怕他也是独一份；尽管数篇革命回忆录中都提到他王汉秋的名字；尽管母亲关注这件事，亲自出面为王汉秋鸣冤，却全没用，继续背着黑锅。
拖到1994年夏，这个案子申诉快9年了，忐忑不安的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给老首长，原十分区司令员，文革后出任过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刘秉彦写信求助。信中说：
雄县老房东王以云（的）父亲王汉秋系我和马建民的堡垒户，王汉秋蒙冤致死，至今尚未平反，为此我给程维高省长一信（包括王以云本人申诉状），烦您代为转交，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军将领中，刘秉彦是少数几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将军，战功赫赫。他对十分区老百姓的苦难遭遇也充满同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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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4）
刘秉彦立即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写信：
维高同志：
转来作家杨沫同志的信。虽然时过景迁，曲折若干年，但情况不会是假的。请批给有关部门去办。1942年到1943年冬，隐蔽活动，每人都有自己的保（堡）垒户。她的情况，我也了解，特此证明。
握手
秉彦
8月30日
次日，刘秉彦给母亲回信：
杨沫同志：
久疏问候，深以为歉。
我们都经过冀中的血与火的生活，彼此都有过共同的“江东父老”。那里有多少沉冤未洗，难以推断。关于给王以云申诉情况的信，我已转给了维高同志，成否，固不可定，当尽力一谋也。专此奉告，顺问秋安。
秉彦
8月31日 石家庄
程维高于9月10日批示省高院予以复查。1994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正式宣判王汉秋无罪。
刘秉彦最先得知了这一消息，马上把判决书寄给了哥哥青柯，青柯立即告诉了母亲。80岁的母亲得知后眉开眼笑，高兴地说：太好了，真不容易呀！你赶快把情况告诉她们家人！有关材料也都复印了给她们寄去一份。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4）冀刑再终字第177号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又名王雁来，男，判决时年四十六岁，高小文化，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人。一九六○年六月病死于河北省第二监狱。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反攻倒算一案，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以反攻倒算罪判处王汉秋死刑，剥夺公权终身。经原保定地区专署分院审核，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院于同年十月三日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以（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对王汉秋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被告之女王以云以王汉秋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党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原判事实不符为由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再审查明：王汉秋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热爱祖国，曾掩护中###员及干部多人。一九四三年主动将自己大部分土地分给村中农民，原判认定暗暗分散土地避免斗争不实。王汉秋谩骂干部，说杀共产党，打邢福祥属实，但说杀共产党是针对个别人而言，而且事出有因，当时已分别据情对王汉秋进行了处理，原判又定罪处刑不妥。被告王汉秋拆分房户金秀花房上几块砖，砍分出的枣树枝子两个属实，原判认定拆王亮房上砖三百多块，在房上种瓜及强伐枣树两棵的事实查无证据，不能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汉秋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党做过有益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分给农民，土改中又被斗挨打，产生了不满情绪，有反攻倒算行为，但构不成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本院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核准令及（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
二、宣告被告人王汉秋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荣
审判员 段增云
审判员 陈国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赵长山
从1985年4月开始申诉算起，这起案子历经9年零8个月。
2004年10月4日，笔者去雄县采访王汉秋的女儿王以云，她现已81岁。老人对我说：
抗战那阵，你爸妈常在我家里住。雄县一带一提你父亲马建民都知道。那时候特别残酷，通八路是要杀头的。当时在炕沿下有一地道口，情况紧急时，就钻入地道；情况不紧急时，就让老马换上农民衣服，背上粪筐，由我爹给护送到安全地点。每次你父亲来，我爹都要亲自送老远老远。
判决书说他打人，完全是编的。人家哥儿五个，年轻力壮，我爹单身一人，能打他们吗？我爹是挨打的。其实，都是村干部背后指使的。他如果不打我爹，就不给土地证。
唉，文革中可受罪大了……没少挨打、游街，非让我承认是地主，不承认就打。揪头发，拳打脚踢。最后实在受不了，要跳井，让孩子给拉住。我还喝过煤油和洋火盒上的皮儿（磷），几次寻死……
说到这儿，81岁的王以云呜呜地哭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汉秋也算是其中之一。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十分区有一些干部经不住考验，成为可耻叛徒。如白沟区委书记郭刚、板家窝区委书记郑秀田、毛公寺区委书记张国昌、永清县县长贾树元等等都先后投敌叛变，疯狂追捕自己的同志。而他王汉秋，一个小地主，却比这些“共产党员”还可靠，还有操守，还顶天立地，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背叛共产党，投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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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5）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位上了众多革命回忆录里面的“反动地主”，依旧继续蒙受着已延续了40多年的耻辱。他为抗日贡献了自己的几乎所有土地和一个手指头，最后却背着“反攻倒算”的罪名，惨死监狱。
尽管给他判刑时，全县四处张贴大布告，可现在平了反，仅仅在村里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几次；尽管经济上一点没有赔偿；尽管判决书里还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1947年土改时，他仅剩下6亩地，根本不算地主，怎么还能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
但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花了9年多时间打官司，最终有这个结局已经非常难得了。他王汉秋总算被承认是热爱祖国的。那手指头总算没有白剁。
长眠在地下的王汉秋，可以安息了。
母亲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
这一天距离母亲去世还有一年零4天。
。。
27。去世前后（1）
母亲似乎已看破红尘，对世间的污浊、虚伪、凶残感到厌烦。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记中说：
今天午后，病房里突然紧张起来，大夫、护士往来穿梭，原来在抢救和我只隔一间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后5时才安静了下来……那屋里的一张写字台被挪到走廊里……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谁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静，静静的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熙熙攘攘，为名来，为利往，一片血腥……
现在，她不像过去那样，一提死就恐慌和紧张。她心平气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1994年春，母亲的肝右叶发现了一小块可疑物。专家嘱每两月检查一次，监视其变化。这时母亲的思想有所变化，出于对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遗嘱：
（给家中人的）
日于香山
遗 嘱
我手中现在还有约26万人民币（美元2万8千，另有稿费约3万元人民币）。我如死，这些钱要这样分配：
一、赠现代文学馆拾万元。
二、分李蕴昌陆万元。
三、余拾万元，每个后代分贰万伍千元。
我如继续活下去，每年各种开支，需从贰拾六万元中用去约贰万元左右，以次类推，给各方面的钱适当递减。
杨沫
日手书
20天后，又特地写了一个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遗嘱。
遗 嘱
我把我的拾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我现年八十岁，也许还要活几年，那么生活中会用去一些，也可能适当减少对现代文学馆的赠予）
杨沫
为表慎重，母亲把此遗嘱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宋泛，请他监督执行。
1995年6月，写完胡开明的文章后，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舒服，到同仁医院检查多日。7月经核磁共振，诊断肝上那块东西转变为恶性。后又发现左肺上方有一恶性肿块。
9月20日，医院向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通报了母亲的病情。大夫说，经过40天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癌症，且已转移。由于同仁不是治癌的专门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面对绝症，母亲相当镇静。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得开。一辈子多次大难不死，这条命早就够本了。况且，叶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给治好了吗！
9月26日，经考虑再三，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因为她的好友，80岁的叶君健就是在这里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疗法，她要求医院采取对叶君健采取过的方法，进行放疗，彻底消灭病敌。
10月6日，院方为她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进行放疗。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说：
近两个月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发现肝癌，且又转移成肺癌。现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同志把我急转到北大医院，请肿瘤专家们商讨医治方案。我已82岁，恐怕凶多吉少，你们不要难过，着急，我精神还好，毕竟是经过战争的人。
这封信让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因为前几天，爱人刚从中国回来，说母亲身体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一时间如雷轰顶，我六神无主，竟然流了泪。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
亲爱的妈妈，看见了你的信，好像听见了你的声音，面对病魔，你是那么镇定，那么平静，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妈妈！
此刻，我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好，坐在桌子前，提笔给你写信。
前一阶段我听说妈妈住了院，但觉得还会像过去一样，住一阵就会出来，没有去信，也没有打电话。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黄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计划改好后，今年春节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现在，妈妈发现了这个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妈妈啊！两个星期以内我就回到你的身边，陪着你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两代人，我们过去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小时，你打过我，文革中我从背后给你一刀，去内蒙后，你又帮助我，到西单民主墙时，你又跟我断绝了一段关系……但是你对我的好处，我是永生永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