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6。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合(2)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非常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以后,父亲常常给母亲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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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战火中锤炼(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母亲当时工作的地区冀中十分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白洋淀就在这一片。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和平一些。
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据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记载:冀中十分区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势力很大。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修建据点。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驻有一万多日伪军,204个据点。
十分区司令员先后为周彪、刘秉彦,政委先后为周彪、师荣、李斌、旷伏兆。参谋长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谓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1939年12月27日,我十分区27团在雄县神堂抗击2000多敌人围攻,杀伤了大量敌寇,自己也伤亡了250余人。虽然打了胜仗,受到吕司令员的嘉奖,但把烈士遗骸集中起来之后,放在地上也占了老大一片。
1940年12月22日,我十分区32团一部,约500余人在容城县大后台被围,从黎明战至下午,顽强不屈,最后仅数十人冲破敌人包围圈,共有400多干部战士壮烈捐躯,震动了全分区……
很多同志,几天前还聊天交谈,几天后再也看不见,长眠在泥土之中。身边每一个人倒下,都似利刃刺扎着母亲的神经。她是个对死亡特别敏感的女人,几乎有点神经质。
1942年4月5日, 二联县六联区区长王泰和警卫员李尚亚(外号小厉害),被敌人包围在雄县马浒村。当时正刮大风,对面看不见人。为了群众安全,他们离开堡垒户,跑到村边的一个磨棚里。敌人包围了这个磨棚,伪军头子将劝降信用弓箭射入。王泰奋笔疾书: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将回信裹个土块投向敌人。日伪军立刻发起进攻,王泰与警卫员沉着还击,一连打倒了10多名敌军。后来敌人爬上房,凿开屋顶,往里扔成捆成捆的柴禾,放火烧,王泰和警卫员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几天以前,这个胖胖的王泰还见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块精致的小怀表。那是他缴获敌人的胜利品。他微笑着说:“老杨呀,你看这玩意儿稀罕吧,送给你掌握时间吧,别起晚了,叫敌人逮住。”
母亲非常感谢。但万万没料到几天之后,王泰就牺牲了。小怀表成了王泰区长的最后遗物。
虽然战争环境经常有人牺牲,可听到王泰牺牲的消息后,母亲还是感到晴天霹雳,像被电击中一样,愣了好一会儿。因王泰原来当过教师,有文化,看了很多书,很能跟母亲说到一块。他死得又那么英勇壮烈,让母亲万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她把这块小怀表一直保存,到最后根本不能走了,还舍不得扔(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2年10月22日,三联县县长胡春航驻永清县庞各庄,因暴露目标,遭敌包围,突围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断,伤重被俘。在敌人将其用担架抬往永清县城途中,悄悄把手绢塞入口中,希图自杀殉国,不料被日寇发现而未遂。原副县长叛徒贾树元说:“胡老师,你别走这条路,到了县城,皇军错待不了你。”胡春航回答:“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你这样的学生。你叫我老师,等于骂我八辈子祖宗。”当担架抬到惠元庄时,他再次偷偷扯破衣服,将布片塞入喉咙,终于自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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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战火中锤炼(2)
同月,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将其关押在马庄据点,严刑拷打,谭杰宁死不屈,在牢房中把吃饭的筷子插入耳中,撞墙自尽。
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战友,平日貌不起眼,关键时刻却那么英勇,惊天地,泣鬼神,能写上书。他们牺牲的细节,被同志和当地老乡们广泛传颂。
把布片塞入喉咙,活活憋死自己,这是何等的毅力?
把筷子放入耳中,对着墙撞,这是何等的勇气?
母亲听说了之后,数日食之无味,夜不能寐。在文人的爱的巢穴里,温情脉脉,哪里会接触到这些?
母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烽,河间县人,1943年夏母亲曾在他的地区工作。吕烽常常夜间带着警卫员陪母亲下到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他管母亲叫大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这是个勇敢机智的小伙子,曾带区小队3人,在刘庄巧俘伪警察8人;还曾指挥游击队员夜入高庄,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班长各一人,后任县敌工科副科长。1945年5月25日,日军400多人将吕烽等抗日干部包围在四联县小卢昝(音:赞)村。经过4天激战,击毙日军50余名。最后转入地道战,又坚持了3昼夜,总共战斗了7天。地委城工部长穆占祺牺牲,吕烽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被俘,惨遭杀害。
据生还者说:极度饥渴之时,在地道里的同志们曾喝自己的尿,生吃腐烂的小猪……
这种种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母亲震撼,让母亲刻骨铭心。
烈士的鲜血洗礼了母亲的灵魂。她曾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换了自己,能否像牺牲的同志那样视死如归?她在日记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怕死,特别是怕腐烂的尸体,臭烘烘的。但身边那些勇敢献身的人又激励着她,正视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软弱。
她担心自己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小包里,经常带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橹子,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母亲的小资味儿很浓。她不喜欢刀枪,却喜欢花儿,看见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为多愁善感,她对死难的烈士总是忘不了。经常恍恍惚惚觉得这些人还在自己身边走动,说话,开玩笑。
换了别人,难受几天就过去了,她却要沉痛许久。在大城市北平,她身边的熟人哪有这么多死掉!每一个熟识的战友倒下,对她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使她惊悸,使她难忘。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
——马敦来。他牺牲时不过20岁,我们黎明报社的刻字员。他刻得一笔好字,圆圆的脸总是含着微笑。前一两天,我们还在一起,突然听说他夜里遇见敌人,被杀害了。
50年来,母亲始终保留着他的一张照片。至于这个马敦来是哪里人,详细情况如何,他死时就这么年轻呢,还是这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均已无法知道。
母亲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好几个战友,他们是:
新城县县长杨铁,1943年7月13日被敌人堵在地道里,打死一名敌人后,开枪自尽,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头示众。母亲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农民县长杨铁,这个矮矮的个子,敌人笑他是卖豆腐的傻蛋。
人民却爱他像爱自己的母亲。
鬼子搜捕抗日的县长杨铁,把他堵在地道里,千呼万唤,甜言蜜语:出来吧,出来没事,到皇军那儿也一样做官儿。
在死亡面前,这矮矮的卖豆腐的汉子,没有恐惧,没有悲伤,从容殉国。
分区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喜欢文学,常和母亲切磋写作,1944年3月31日被敌人包围在一所房内,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
母亲的战友,曲阳县妇救会宣传部长任霄,南方人,热情奔放,喜欢写诗。1942年10月被俘之后,用衣服拧成绳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霸县县委书记高均,当县长马建民被企图叛变的副大队长抓住后,就是高均率部队冒险前来解救,但后来这位老战友被反动的红枪会杀害。
还有韩菊林、韩超新同志……
从延安来的新华社记者安适。母亲在平西根据地与他相识,常常向他打听延安的情况。他喜爱文艺,跟母亲能谈得来。母亲调回平原后,他曾送给母亲一本精装的《联###史》,可不久,就听到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记者牺牲了的消息。
这还都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率不算高,远比不上吕司令员领导的冀中主力部队,一牺牲就是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
……
母亲说太多了,太多了!无法全把他们一一给描绘出来。然而这些同志却永远活在她的心头,她说:我爱他们!
确实,母亲打心眼儿里热爱他们。这从她特别喜欢搜集烈士的传记、遗书、各种资料等能够感觉出来。家里有很多烈士传,如《湖南革命烈士传》、《江西革命烈士传》、《荣哀录》、《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字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