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提了意见。1957年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她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责，以正视听。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地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诸于世，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长王阑西让人捎信给母亲说，你写了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安抚母亲，不要介意北影厂对她的批评。
但神经质的母亲能不介意吗？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写信告诉母亲，周扬同志在前两天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你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11。出版后的影响（2）
此致
敬礼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1958年5月26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也给母亲来函说：
据北大团委会同志讲，北大同学对《青春之歌》很感兴趣，争先恐后读，读了之后就特别希望见一见作者，听听作者的讲话。我们知道杨沫同志身体不大好，不敢冒昧介绍又感到他们的盛情难却，尤其是北大同学的要求与别处还有所不同。现在介绍他们去跟杨沫同志当面谈一谈。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是否跟北大同学讲一次。……
于是，母亲分别去了北京大学和第6中学，与大学生、中学生们见了一面。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
17岁的天津读者王世廉来信说，看完书后，对作者有一种孩子想母亲似的感情。特向杨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
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应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这年的12月2日，大连工学院学生发来一份字数很长的电报，代表4320名共青团员和6371名同学请求母亲去大连与他们一起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而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它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邵荃麟的爱人葛琴告诉她，这次去苏联开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名单里有她。
10月4日，母亲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苏联塔什干。代表团团长为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秘书长是戈宝权。团员有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书长）、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连在一起。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12。不和谐声音（1）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琐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了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就向总编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表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将刊发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当它刊登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这是第一篇尖锐、系统地批判《青春之歌》的长篇文章。
《文艺报》也和《中国青年》一样开辟了专栏，登载对《青春之歌》的各种意见。来稿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
有个别人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4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并说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
《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但批评意见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过于简单。
为此，郭开本人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见1959年《文艺报》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的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的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郭开的辩解又一次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这场讨论的兴趣，更多的人卷进了讨论。
其实，根据母亲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欢，比如战士、农民、工人等等。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显而易见，多数人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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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和谐声音（2）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
他说：“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艺报》同年第9期发表了副主编马铁丁①的文章《论〈青春之歌〉及其论证》，全面肯定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青春之歌》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文章指出郭开口口声声马列主义，但他的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
有关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艺评论家孟亚辉指出：
下至中小学生，上到文艺界领导人，从青年到老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专家学者，到以文艺为捷径的政坛过客，几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场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几度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应该说，这种讨论还是人尽其言的。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有关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及其背景……
《中国青年》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结果这次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看过了。
1959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还请来郭开参加。会议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曾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在场。我们也欢迎他对小说拍成电影，提出宝贵意见。
母亲就坐在郭开的对面。这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