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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些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则超过储蓄。例如，从1997年到2001年，日本的平均总储蓄率为29。8％，而总投资率为27。5％。与之相似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达到36。9％，而总投资率只有33。9％。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只有17。9％，而投资率为2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为13。9％，投资率为17。6％。最后，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7。5％，投资率为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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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国际金融中介体系一直在把储蓄过剩的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储蓄不足的国家，只有当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盈余和赤字的不平衡分布才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净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美国在目前作为最后的资本进口国对于稳定世界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资本输入上都处于很好的位置，因为它们有着相对可靠的金融体系，并且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但长远地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一，资本过剩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稳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第二，它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国民随着收入增长更多地开支，措施包括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当然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就喜欢今天多留一些储蓄，那么别的人就该鼓励多花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我们可以说服许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制造品，并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作岗位的丢失。但批评者们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包括许多儿童。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答案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实际情况如此，也不见得就无法容忍。
愤世嫉俗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剥削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竞争？的确有这种可能。迈克·摩尔的前演讲撰稿人菲利普·勒格兰在一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杰作中报道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工会领袖和他之间的私人讨论，〃我们并不是评论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会员的利益〃，１４这是个诚实的好榜样。但仅仅是利益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激进人士以为西方的跨国公司在随意剥削第三世界的工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发现自己购买的很多物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产的，而那些人的工资水平之低令他们瞠目结舌。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们进行了非常简单的推理，然后得到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结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本来就非常艰苦地生活，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和这样低廉的工资，而并不是因为掠夺性的工作才使发展中国家的人遭受了苦难。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中国在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让很多人摆脱了赤贫，减贫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剥削。还有，数千万离开中国农村到沿海的工厂务工的人（其中很多还是女性）并不是被其他东西强迫，而是因为家乡的贫困。尽管他们的打工收入在富足的西方人看来非常微薄，但相比较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这对女性来说或许尤其重要，由于能自己获得收入，她们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可以得到改变。一位见多识广的孟加拉国的分析人士就曾指出，〃女性的收入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谈判筹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平均的结婚年龄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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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8）
有头脑的批评者或许都能接受这些意见，但他们还会指出，由于缺乏有力的劳工权益保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可能被人剥夺。而工会可以限制雇主滥用自己对工人的优势谈判地位、保护个人免受恐吓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保证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标准。这些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欧洲人过分热衷的奉行积极干预主义的工会和工人权利就一定适用于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其他富裕国家），那可能就错了。这样的干预其实也会带来不公平和浪费。
在如今的中国，较为现代化的产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还很有限（可能只有1/8），因此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内地农村的价值决定的，或者用术语来说，即所谓的〃机会成本〃。格雷德之类的批评者抱怨说，与西方国家的类似工人相比，中国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实在太少，虽然双方的工厂的效率都一样。这可能是事实。但是让全世界各地的同等技能的工人都拿同样的工资，则是不现实的。如果企业都像格雷德认为的那样在追求最大利润，它们就会增加雇员，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最低成本为止。任何一座工厂在中国雇用的人数都会比在高收入国家多得多。在这样的企业里，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远远高于其边际产出。所幸的是，这使得中国成了一个适合投资的理想地点，并且刺激了那里的高速增长。
此时进行积极的工会干预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成功地把少数在现代产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工资和劳动环境改善到和西方同行接近的地步，现代企业的劳动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其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就会二元化。大多数人拿很低的收入，而少数有组织的人则享受高工资。但这样一来，现代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产业的发展将会减速，人们将竞相追逐这些高收入职位，带来更多的公开失业。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将会减慢，延缓农村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导致工资上升的时机的到来。工会干预可能取得的结果只会是在贫困的海洋中创造一个特权的小岛。
这样的结果能够算是进步吗？很难。它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我们可以在印度看到的实际情况，那里就有着强大的工会、工作保障、对小型企业的保护、禁止破产企业关门等政策，从而大大制约了现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增加。如今，在这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度，在大型企业中就业的人数竟然只有500万，而且看不到迅速增加的前景。印度的工业化被妨碍了，印度的工人们的确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会有资本家的剥削，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如今，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是印度人做梦都想得到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是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利润带来的产量和就业的迅速增加，最终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也是中国正在沿袭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国民都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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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9）
同样需要小心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对于童工问题的讨伐。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现代西方人在用他们已经很幸运地能享受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是用发展中国家十分贫困的现状和当地居民的其他选择来做对比，而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出发。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大约2。5亿5～14岁的儿童在从事劳动，他们占世界儿童总数的比例其实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70％在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大约1 000～1 500万人在从事出口产业，主要是在南亚。这些儿童之所以从事工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比其他地方的父母更狠心，而是因为贫穷。毫无疑问，更为富裕的社会的父母拥有的子女数量更少，投入每个孩子的教育的资本更多。值得欣喜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估计在2000～2015年只有0。9％，即使在印度，目前估计也会降到1。3％。
收入的增长对于童工现象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从1993年到1998年，越南最穷的10％的人口的真实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半以上，随即带来了童工的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在家庭农场）和教育投资的增加。假如西方的贸易制裁把童工赶出了出口加工厂，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养育他们，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人的照顾，他们就只能做别的事情，包括卖淫或者农业劳动。他们也可能去只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厂做工，这些企业大多数的待遇和条件要比外向型企业差得多。西方的煽动者们的良心可以被救赎，却会付出更大的他们原本希望避免的代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就是孟加拉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主要是出于西方人对沃尔玛购买的部分由儿童加工的服装的抗议，结果导致数千名儿童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去了更危险、更廉价的工作。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不愿意接受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强加更为苛刻的劳动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改进都不能实现呢？显然也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就会提供帮助，这会提高它们的收入水平，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自然会带来劳动标准的提高。另外，还可以给那些合理监督工作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特别是面向职工健康和安全方面，但这些福利应该针对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出口商。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希望加快结束童工现象，那可以通过援助来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给他们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补助。相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制裁，则是在惩罚他们的贫困，同时又把他们致富的梯子夺走。客气一点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彻底的伪善。对于一切发表的讨论，最终的检验要看：高收入国家在大声说教的同时，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真金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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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0）
对环境的威胁
市场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全球化在本质上对于环境保护有害，即使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的运作方式有问题。这些说法虽然经常被重复，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尽管没有全错，但至少是过于夸大了。这里我们不可能很详尽地深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还是重点看看几项主要的指责：全球化刺激了经济增长，这在本质上对于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不利；全球化带来交通运输的增加、能源密集型的生产和分配，在本质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全球化鼓励各国在环境监管方面恶性竞争；世界贸易组织妨碍各国采取个别或联合的行动来防止不同的环境破坏。２３
首先来谈谈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这个话题，绿色和平国际组织的执行主任托马斯·伯德写道，〃现代经济是喷着火焰的石油吸血鬼，它正在慢慢煎熬我们的地球。所谓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大幅度提高对于环境有利的说法荒谬之极〃。２４他所反对的不是贸易，而是经济增长本身。伯德的看法在环保组织中间很流行，但问题在于，要说服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为了保护已经被富裕国家的居民破坏的环境而放弃经济增长，同时让发达国家的人继续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可能性永远为零。而说服发达国家的富裕居民把生活水准降低到世界平均值，以实现全球经济的零增长，可能性同样不存在。２５让经济增长停止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控制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比伯德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很复杂的，例如，随着居民们变得富裕起来，他们会要求改善当地的环境破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兰·克鲁格和吉恩·格罗斯曼在1994年提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的时候，这种保护环境的要求就会大量涌现，当时的捷克共和国就是那个收入水平。２６在人均GDP达到8 000美元的时候，地方的污染情况会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继续增加，但速率不同，有的经济体，例如美国，在收入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显著高于其他国家。２７因此，全球变暖的挑战的确会随着GDP的提高而恶化。所以公正地说，随着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地方性的环境污染会逐渐下降，而全球性环境问题可能会继续加剧。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对于环境的破坏远逊于计划经济。例如苏联就发生过多起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破坏灾难，包括咸海的干涸现象。２８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记录也不佳。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执政者面临的政治压力与西方国家不同；国有企业有效使用资源的动力不强烈；技术水平的落后和自力更生的愿望，例如，曾经有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为了减少进口，东德用大量高污染的褐煤来取代石油作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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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1）
基本的逻辑在于，经济活动必然带来环境的外部效应，理想的政策措施则是把这些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让决策者们自己判断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市场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当环境危害是地区性、全国性或全球性的时候，这样的内部化就应该分别在地区、全国和世界的层次上进行。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全球的层次上能否达成和实施，目前还是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不过，达成统一的世界碳排放税率，与达成统一的冻结经济增长的协议相比，可能性还是要高得多。在完成这样重大的目标之前，一个好的办法是取消那些对环境保护不利的政府补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取消对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和肥料的补贴，对商业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补贴，以及对深海捕鱼的补贴。２９
其次，让我们谈谈贸易和环境的关系。批评者们说，由于开展贸易需要交通运输，而运输要消耗能源，因此贸易肯定对环境有害。但这样的联系显然是被夸大了。３０环保主义者提到的很多环境危害与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国内贸易耗费的能源更多；森林砍伐主要不是为了发展出口，而是因为土地的缺乏和贫困（由于人们买不起商业能源，就会把木头作为燃料）；类似的，脆弱的干旱地区的生态压力也是人口过多和土地权利不明确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都可以为人们获得比本地生产的更廉价、更环保的资源：能源和食品。
更糟糕的是，限制参与国际贸易对环境反而有直接的破坏。与农业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的单位农业产出使用的肥料、杀虫剂和能源更多。例如，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相比，瑞士的单位土地面积使用的化肥数量要高出10倍。这种问题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被人注意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