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逐渐提高到0。7％，位居世界第30位。在1990~2000年间，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从13％提高到20％。印度还在商业服务业出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软件业），到2001年，服务业出口收入达到了200亿美元，接近于商品出口收入（440亿美元）的一半。印度在世界商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比重达到1。4％，两倍于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排名世界第19位，不过还落后于中国的33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出口的2。3％）。印度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也较为落后，在2001年只得到了34亿美元。但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一直反感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的。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存量仅为17亿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了220亿美元。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在独立之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十年，也是印度对于国内外的商业最为开放、最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十年。这是偶然吗，恐怕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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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6）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银行所提到的另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更有意思的孟加拉国。毫无疑问，孟加拉国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穷的大国之一，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曾认为它毫无希望。但即使这个国家也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孟加拉国的人均GDP在1975~2001年间保持了2。3％的增长速度，在四分之一世纪略多些的时间里提高了60％。从1990年到2001年，那里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而大大加速，达到3。1％。在1975年，孟加拉国的人均真实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一半，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和对方相当。在80年代，孟加拉国的商品出口额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而90年代以后的增长速度却达到年均15％。从1990年到2000年，出口额与GDP的比重从18％提高到32％，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孟加拉国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吸铁石，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75个国家的腐败成本排名中，它的表现是最差的。然而到2001年，该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达到了11亿美元，比1990年的1。5亿美元大有提高。即便对孟加拉国来说，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还是值得的，这还只是开始，但结果已经显现。
如果说，成功的市场改革，包括更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20年里许多国家的巨大发展，那么失败的案例，没有利用好全球经济一体化机会的国家又该如何解释呢？发展的失败要涉及制度、资源禀赋和政策等许多方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于制度及其演化机制的强调，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发展能问题的侧重点。如我们所料，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表现糟糕的国家往往有着腐败、残忍和掠夺性的政府，有时还要糟糕，完全没有像样的政府治理，而是陷入军阀之间的内战。政府失灵、政府没有提供发展必需的很多服务，乃是非洲的灾难的根源。这既反映了政府造成的人为的障碍，又反映了非洲的大人物们道德责任感的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恐怕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只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依然看到，统治者的破坏把曾经繁荣的津巴布韦变得和扎伊尔几乎一样可怕。１１更令人失望的例子是非洲的大国尼日利亚，尽管在3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石油收入，但都被愚蠢的公共开支和资本抽逃夺走，导致如今与1970年相比，该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没有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的尼日利亚人的比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每天1美元）在这段时期提高了一倍。同时精英阶层却在大肆劫掠，2000年，最富有的2％的人的收入相当于底层的55％的人的总和，１２尼日利亚的许多财富被转移到海外。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据估计，在1990年，大约40％的非洲的私人财富都存放在海外，而糟糕的政府却没有钱提供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结果，非洲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它们本已落后的经济水平所对应的理论水平相比，还要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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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7）
发展的第二个障碍是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地处热带对经济发展不利，但这种因素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制度演化发生作用还是发挥着独立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也有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影响。各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比较流行。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体制也倾向于在热带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与海洋的距离太远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内陆国家。由于地理封闭导致的不利可以理解为自然形式的对外保护，也构成了这些国家拒绝全球化的理由。
另外，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发展也有影响，特别是矿产资源，似乎对于经济发展不是刺激，而是障碍。这种〃资源的诅咒〃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形式：资源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带来竞逐资源收益的斗争，经常还会诱发内战；资源可能导致贸易条件不稳定，因为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资源可能导致实际汇率水平太高，阻碍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发展。
人均真实GDP的变化数据显示，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比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快2～3倍。世界银行证明，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45个国家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研究者把它们在1999年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与过去10年进行了对比，有的甚至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些未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国家中，除了6个以外都掌握着〃单点资源〃（point？source natural resources）……石油或矿产。尼日利亚就是个被石油拖垮的国家，安哥拉是另外一个，其人均GDP水平到今天还低于1960年。此外，所谓成功的发展需要更多援助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外国援助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充分条件的话，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
即便自然资源没有产生腐败、寻租的社会，也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中国内地就在追随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所走的这条道路。这些经济体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成就令人惊讶，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出口商品中还只有25％是制造品，到1998年已经提高到80％。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如今，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以及服务的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9％提高到了17％）来换取大宗原材料商品的进口。
制造业发展道路有一些显著的优势：世界制造品市场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但相对开放、有活力。而农产品的市场相比之下则增长缓慢，价格敏感度不高（例如典型的热带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或者主要进口市场的保护倾向严重（例如主要的温带作物），或者两种困难都存在（例如食糖）。制造业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设计了自然的价值链。专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难以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因为在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较高，从而必须从事相对高生产率的环节。但由于制造业有着边干边学和其他外溢效应，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跨入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并不容易。这种产业转变还可能受到普遍的保护政策的制约，如阿根廷和其他资源富裕的国家就遇到过种类情况，其目的是把资源的收益惠及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制造业的任务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美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近来，智利也在以往的资源产品出口之外走出了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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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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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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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第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顶峰，此后到1960年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第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抵消了各国内部不平等状况的轻微加剧，从1980年到1992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减小。
因此最重要的结论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变化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个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另一头的亚洲国家增长缓慢所致。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较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结果在过去2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