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运动。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也显著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贫困率在东欧和中亚国家显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从47。4％提高到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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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与不平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类似，在有关贫困的数据上也存在争议。秉持乐观主义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萨拉…伊…马丁，图9。4显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银行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对比（双方对于贫困的定义差异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1990年到20世纪末的10年之间，贫困人口有显著减少。但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率在9年时间里减少了9。5个百分点，萨拉…伊…马丁认为在8年时间里减少了13。1个百分点，而巴拉认为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25。6个百分点。
从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吗？正如萨拉…伊…马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相比，在经过某些校正后大致相当。３７与他们分歧较大是巴拉的结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采用了国民账户的数据来计算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计算收入和开支的分配，而世界银行在两方面采用的都是家庭调查的数据。
这样的方法差异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大约一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总数却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个南亚（以印度的数据为主），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只是从5。06亿下降到4。88亿。巴拉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4。88亿极端贫困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总数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结论出现明显偏差。
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987～1998年期间，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从居民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6％。看起来，家庭调查似乎没有充分反映南亚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增长。还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进行的工资和失业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接近，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则有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计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说2。6亿人口（其标准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的1。08亿美元，这样得到的数字应该更为保守）。可是，世界银行根据较低的生活费标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却是接近3。6亿人。世界银行还根据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标准进行了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的总数达到了4。7亿，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计的数据高出了2。1亿。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的数据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也都认为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比世界银行的估计要少得多，在1999年约为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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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简短地说，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低估了减贫的幅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然意味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状况有严重恶化。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穷人居住在非常落后的邦里，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猜测。我们可能不会像巴拉那样过于乐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贫困状况的减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银行估计的大得多。
不消说，这样的看法很多人并不接受。与萨拉…伊…马丁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贾·瑞迪（Sanjay Reddy）认为，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08美元）比较世界各地的贫困，犯了三个方面的原则性错误：第一，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并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贫困线对贫困的估计毫无意义〃；第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基本资源的估值〃；第三，〃现有的对于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对于许多基本参数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其依靠的数据又非常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我们先承认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很显然，在把各个国家的数据转换成购买力平价时，购买力价格本身就是反映经济体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且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客气点说，这是个比较粗略的简化做法。同样，每天1美元的标准本身是基于主观判断，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的确如波吉和瑞迪所言，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涉及许多非贸易的服务的价格，将导致对穷人的真实收入水平的估计出现较大并不断扩大的误差，因为后者消费的产品的比重一般高于富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设置更高的贫困线。同时，这可能还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银行的估计。因为在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商品的价格通常会相对下降。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研究数据改进是否容易做到？波吉和瑞迪认为，这样的测算不应该采用主观决断的收入水平，而是针对必要的生活能力……卡路里和基本营养。他们提出，〃人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收入来避免贫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使用当地最合算的商品组合，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相关保证〃。这个建议看来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就贫困水平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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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波吉和瑞迪提醒我们，所有关于贫困的估计都是主观的。当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某个人对于某个时期的贫困水平的估计，但能否看清趋势则是另外一回事。很显然，极端贫困（按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过去两个世纪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趋势自1980年以来还在持续。另外我们几乎也可以断定，东亚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印度不是那么确切。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显示，按照它们各自的指标计算，极端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大量下降（印度在1980～2000年减少了1亿人，中国在1978~1999年减少了2。2亿人，同时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增加）。由于东亚和南亚的这些进步，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整个世界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下降了。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极端贫困现象减少的国家主要应归功于经济增长加速。这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是适用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流动有所控制的国家）。
贫困与人类福利
由于缺乏波吉和瑞迪建议的国际之间的对比办法，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很显然，在最近几十年里，整个人类的福利状况都大有改善。独立分析人士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如今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收入水平来享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这主要应该感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组织革新的成果。在1913年出生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2岁，美国那时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在2000年的水平要高50％，比印度的高150％，然而中国人在2000年的预期寿命为70岁，印度人则为63岁。1900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也只有56岁，而在2000年，只有少数非常贫困的国家（多数在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才低于这个数字。正如郭克拉尼所述，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上移。类似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联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下移。从许多显示人类福利指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之后，人们的预期寿命每年约提高4个月，从1970年的55岁增加到2000年的64岁。在南亚是从1970年的49岁提高到62岁，在东亚是从59岁提高到69岁。然而不幸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32个国家出现了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艾滋病的扩散，或者政府的无能（如东北亚和南部非洲的个别国家）４４。下降还来自于西方人对于DDT杀虫剂的恐惧，这导致有的国家丧失了唯一能控制致命的疟疾病蔓延的办法。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意味着世界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在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只有高收入国家的2/3左右（分别为44岁和66岁），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2％（64岁和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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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8）
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107‰下降到1980年的87‰，2000年的58‰。在东亚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则从1980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5‰。在南亚，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00年的7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又是最慢的，但也从1980年的116‰下降到了2000年的91‰。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人生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之一，因此，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本身就是极大的福音，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不例外。此外这些改进还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会变得更有价值。全世界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对儿童的教育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平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经从1970年的53％提高到了1998年的74％。到2000年，成年男性的文盲率在东亚国家下降到了8％，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有30％，在南亚为34％（这实在令人汗颜）。成年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为普遍，但也在改善。从199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女性文盲率从29％下降到了21％，在南亚国家则从66％下降到57％（这更加令人尴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0％下降到47％。年轻人中的文盲比率大大下降，这就保证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该比率还将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8，东亚国家从3。0降至2。1，已接近基本替代率，拉美国家从4。1下降到2。6，甚至南亚国家也从5。3下降到了3。3。在这个指标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幅度又是最小的，但也从6。6下降到了2000年的5。2。总体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来自父母的投资有所增加，并且对孩子生存、成熟的信心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令人鼓舞，这既是人们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标志，又是促进改善的动力。
我们再看看饥饿问题。食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自1961年至1999年，全球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24％，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了39％，达到2 684卡路里。到1999年，中国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82％，达到3 044卡路里，而在1961年仅能保证基本生存，为1 636卡路里。印度在1950～1951年的水平为1635卡路里，到1999年增长了48％，达到2 41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 000～2 31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从这个标准看，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水平已经从缺乏达到了充足。饥饿现象依然存在，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长期营养不良的总人数已经从1969～1971年的约9。2亿下降到1997～1999年的7。9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也从35％降至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饥饿的情况也要糟糕得多，从1979～1981年到1997～1999年，营养不良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8％下降到34％，但绝对数量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从1。68亿上升到1。9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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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9）
我们再看看最有争议的指标之一：童工。从理论上应该认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儿童数量的减少，预期寿命的延长，儿童应该更多地得到教育机会，而不是被过早送去参加劳动。令人高兴的是，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0～14岁的儿童参加工作的比例，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的23％下降到了2000年的12％。东亚各国的成绩同样是最可喜的，从26％下降到8％，南亚国家是从23％下降到1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降幅最有限，从35％下降到29％。中国的变化令人惊讶，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8％。印度落在后面，从21％下降到12％。因此，正如我们可能预期的那样，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那里的父母就越是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参加劳动。这些人之前让孩子过早从事工作并不是出于无情或恶毒，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过去20年以来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世界范围的民主潮流，尽管还不甚完美；世界广大地区为个人提供的经济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随处可见的妇女地位的改善，虽然还不是发生在所有国家。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新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的人民，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他们的教育和营养条件得到了提高，他们对子女的哺育更好。所有这些好事的发生并不都是因为收入的提高，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至关重要。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取得更高的社会成就。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社会进步的幅度往往也最大，依然是那句话：〃是增长，傻瓜〃。
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如果说马祖尔关于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论断有误，那么对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变化他至少说对了，是吗？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全球化在改善整体的分配状况时，会加剧各国内部的差距，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为了更精确地加以描述，我们需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发生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在世界银行所谓的〃新全球化参与国〃中，不平等的情况的确有所加剧。这组国家总共是24个，总人口接近30亿，但不平等的扩大只是因为中国的影响。４６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不平等情况恶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背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过去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