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罪责难免，在关押待审期间，只身外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档了伪军，后下落不明。也有人传闻，说他在战斗中被我军打死了。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在严重关头丧失党性原则，当时被开除党籍，免去了书记职务。后来又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76）
4、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初探
湖西“肃托事件”，虽是一个地方事件，但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震动全党的大案件。在“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我们约三百名干部、党员遭到杀害，给我党领导的湖西人民抗日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十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从根本上刹住了“肃托”主持者乱捕乱杀的罪恶活动，挽救了湖西地区的党和广大干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湖西“肃托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八至十一月间。这时，湖西地区称苏鲁豫边区， 党的领导机构为苏鲁豫区党委，在区党委下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单县中心县委、 沛县中心县委、肖宿永中心县委等，地处山东、 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地带，约二十余县。当时的形势，一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迅速发展，苏鲁豫边区群众的抗日斗争正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二是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正在抽调兵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是为巩固其对我徐州和津浦、陇海两线之占领，妄图摧毁我苏鲁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三是国民党由片面的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特别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苏北国民党专员更积极布置*，妄图把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挤出苏鲁豫边区。总之，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正在猛烈发展， 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交错、尖锐：复杂的局面（J但当时苏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者，缺乏经验，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处于心中无数的状态之中；对于形势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肃托事件”发生了。
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边干校发难的。 湖边地委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建设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干校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但实际上只是挂—名，干校的日常工作交由非党教员魏定远&；#8226；负责来干校学习的学员，大都是抗日爱国的
小知识分子。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中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思想易于浮动。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在临近毕业之际，在一部分学员中发生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㈠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议论。由于学校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竟没有发现这种思想动向，致使这种思想和议论蔓延开来。特别是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工作，要旧沛县去，说那里有新的共产党， 也可以加入。同时，又发现在学员中有“同乡会” 的组织。湖边地委的领导者，发观这种情况后，大为惊慌，认为这一定是由于敌人的破坏造成的。由于地委书记李毅正在患恶性疟疾，就把这件事交给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处理。
王须仁则混水摸鱼，在进行了所谓“调查”之后，耸人听闻地宣称：魏定远居心不良，是这个潮流的煽动者和背后指挥者。于是地委据此逮捕了魏定远，交由王须仁负责审讯。王须仁接过审讯大权之后，大搞逼供讯。他乘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已在边区党内干部中广为流传，报纸上报道国内外反托派斗争的消息不断出现，许多人对托派产生了恐惧感和神秘感之际，一上来，就逼问魏定远是不，是“托匪”。魏不承认有此事，接着就是残酷的肉刑，施用鞭打、坐老虎凳、
灌水，直到电刑（用手摇电话机）。没完没了，反复折磨。魏定远受刑不过，只得承认是“托派”。而王须仁并不罢休，为“扩大战果”， 接着就逼问“还有谁”？不说，就再用刑。于是又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编造说： 托派的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又说，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托派山东省委领导的，在托派苏鲁豫边区特委之下，还有铜山、砀山，丰县、沛县、金乡、鱼台、单县等托派的组织。甚至干校学员的群众文艺团体（文协），在王须仁的酷刑下，也成了“托派外围组织’。这样，就牵涉到了一些人， 为 “肃托”的恶性发展，打开了缺口。
正巧，这时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镇开会。出席这次会议的， 有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主力部队出席会议的有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即梁兴初）和苏支政治部副主任兼四大队政治委员王宏鸣。正在湖边地委帮助建立政权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部长陈筹也出席了会议。趁此，李毅、王须仁向出席会议的首长们报告了湖边地委发观“托匪”的问题。王须仁在汇报中尽量描绘“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伪装，说“托匪”隐藏得很深，活动面很广，等等。王宏呜听后即说：地方上这样复杂，不搞太危险了。 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问题重大，便决定对魏定远进行集体审讯。
所谓“集体审讯”，实际上是王须仁在演戏。他把魏定远拖上来，细声细气地要魏“好好讲”。这时魏定远已被折磨得半死，在王须L的淫威下，只得按照原来“承认” 的再讲一遍。参加会议的人，都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会后，白子明等带着口供材料回区党 委去了。
这次会审的最大恶果，是苏鲁豫边区的最 高党政军领导人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现了 “托匪”。他们不仅在事实上认可了王须仁的 一套做法，甚而赞赏王须仁的“能干”，致使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为“肃托事件”的恶性发展开了绿灯， 以至最后除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三人之外，其余所有参 加会议的人，都被打成了“托匪”，并多被杀害。
王须仁根据对魏定远勒逼的材料，马上逮扑了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曹广善和 千校干．部郝晓光。在审讯曹广善时进而发展 为指名逼供，如问“XX是不是托匪？”曹说“不是”，王须仁就用刑，一边加刑，一边向 “是不是？”直到说“是”，才予松刑。接着又问另一个， 以求得到更多的口供，直到把曹广善活活打死。对郝晓光的审讯也是如此。由于指名逼供，牵连了不少同志，其中包括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地委的干部史谦（即史维先）、沛县的干部孟昭立、丰县的青年干部李蔚森以及尚未参加工作的朱新民、王天章、单子英、牛籍庵等十数人。
接着王须仁就把常俊亭，史为功作为进攻的重点。因为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史为功是鱼台县县委书记，把他们二人打成“托派”，就可以在湖边地委和鱼台县委内部大抓“托匪”了。本来，在勒逼的口供中，根本没有史为功的名字，王须仁则张冠李戴，硬说史维先就是史为功。他胡乱罗织“罪状”，逮扑了常俊亭、史为功。其实，王须仁给常、史二人所罗织的“罪状”，与作为托派的根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史为功要求调妇女干部姚焕敏到鱼台县七区工作：常俊亭没有报告组织部就答应了。这算什么托派证据？ 就为此事，也把姚焕敏卷了进去。在王须仁给常、史二人罗织的“罪状”中，又把鱼台县委宣传部长刘吼风，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李葛松牵连进去。这样越发展越多，以至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即尹学渊）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8226；，都列入了“托匪”的名单。尤其严重者，他们竟把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李发等人也说成是“托匪”。这样一来，王须仁不仅把“肃托”发展’到了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和鱼台县抗日*政府内部，而且也为在区党委内部大抓“托匪”，打下了楔子。
这时，由于王宏鸣随苏支四大队到湖东去了，王须仁还不敢放肆地大干。为防止被他扣上“托匪”罪名准备杀害的人逃跑，又怕警卫部队有变，所以他提出到湖东去，靠近主力。被王须仁所制造的“托匪事件”吓得惊惶失措的李毅和陈筹等人，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 当然也同意王须仁过湖靠近主力的主张。于是从谷亭转移到南阳镇。
到南阳镇的第二天：碰巧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要放爆竹，因镇里驻了部队，怕引起误会，镇公所为此特意向领导作了报 告。王须仁接到报告就断定说，这是阴谋，是尹夷僧、袁汝哲组织暴动。借此，把尹，袁两位地委部长骗到鱼台县政府住处逮扑起来。随 即于九月十四日带领湖边地委、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一大队、地委警卫中队等，一起坐船渡过南阳湖，到了邹县西之郭里集，与梁兴祚、王宏鸣所领导的苏支四大队相会合。
从此，王须仁与王宏鸣进一步互相勾结，放肆地大干起来。这时王须仁制造新的口实，说有人要组织暴动，要暗杀首长（指王须仁、李毅、陈筹、李贞乾等）。又说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一大队等也掌握在“托派”手中了。
经过密谋，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到达郭里集的第二天，在苏支四人队队部的大院子里，召开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和地委、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会场周围布满了岗哨，都是苏支四大队的警卫人员。在会场入口处是双岗，二十响的匣枪张开大机头，如临大敌。凡来开会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以后就不许挪动，连大小便也不允许。来开会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形，面面相觑，十分紧张。人到齐了，开会了。王须仁主持会议，王宏鸣出场讲话说：“托匪钻在我们这个队伍中来了，你们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待”。在座的干部，谁也不说话，鸦雀无声。王须仁说：你们不说，我就不客气了，就点名了。于是他掏出了一个名单，念了起来。念到谁，就由武装人员先缴了他的枪，马上就绑起来。王须仁甚至抛开名单，根据一个人的脸色， 点名逮扑。结果，部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共七、八十人被当作“托匪”逮扑起来。这时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同志再也忍耐不住了，站起来指着大批被扑的同志说：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派吗，”王须仁一看不妙，马上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几个警卫战士上来把刘葆琴按在凳子上，就是一顿猛打，打得鲜血直流，又用香点燃起&；#8226；来熏烧他的脸。接着又对一大队副大队长秦廷奎用刑，打得皮开肉绽才停止。这是给全体被扑者一点颜色看看，谁敢说个“不”字？ ” 在这同时，王宏鸣也把湖边地委从湖西带来的全部武装吞编了。
当天夜里，王须仁、王宏呜派人在村外挖了一个大坑。他们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副大队长秦：廷奎、警卫中队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翊亭、县府秘书刘葆琴和连排干部刘运洪、刘庆余等数十人拉到村外，走到事先挖好的大坑旁，王须仁、王宏呜指挥行刑人员，对这些共产党员、 抗日的干部川，刺刀捅，马刀劈，大杀大砍。 顿时呼声大震。这些无辜被杀害的同志，一个个高喊“共广党万岁！”高呼“民族解放万岁！”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大骂王须仁是坏蛋，也有的大呼“冤枉”：呼喊声划破了阴森的夜晚。这些真正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赤胆忠心、英勇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干部，一个个倒下去了。这些同志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的情况下被杀害的。杀害后，都被埋在这个大坑里。
这一次到底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山东分局的调查报告中说是“数十人，不到百人”，也有的同志回忆说是二十多人，但多数同志的回忆，则肯定为三十人左右。
紧接着又把金乡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者党的领导人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和鱼台县的干部董绍斋（少宰）、闻香言等十余人杀害了。至此，湖边地委、湖边司令部， 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及其所带到湖东的部队，事实上被消灭了。
当时有些行刑的战士看到这种情形，思想不通，曾提出：这些人是托匪为什么在临死时还喊“共产党万岁”而不喊托匪万岁？ 王须仁、王宏鸣赶快出来解释说：“托匪是狡猾的，他们喊共产党万岁是假的，是为了迷惑人。”妄图以此胡说来掩人耳目。
王须仁、王宏鸣在进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口实，说区党委的各个部长 和区党委机关干部大都是“托匪” ，甚至说整 个边区的党组织，都是“托匪”发展起来的。 下一步，他们罪恶的矛头，便直指区党委。
三、于王庄大惨杀
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从湖边回到区党委周不久，接连又收到了王须仁、王宏鸣、陈筹分别给他的信，都是报告湖边地委“肃托”发展情况和牵涉到区党委有关干部的口供材料，更感问题严重。他既不向中央和山东分局请示报告，又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便草率地在区党委机关也发动起“肃托斗争”来。在他的主持下，首先逮扑了区党委宣传科长朱华和单县的朱新民、王天章。接着便是抄袭王须仁的一套办法，大搞逼供讯，施用残酷的肉刑。甚至扑风捉影，把区党委宣传部所组织的干部学习会也说成是“托派组织”，并据此逮扑了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社负责人魏钦公、吴筱砾等，一律严刑拷打，逼问口供，造成了极其令人痛心的恶果。
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荒乱状态中，决定由单东南王小庄向丰北转移，靠近主力部队，以为这样可以安全些。在转移中两个特务营随行。按照行军的序列，一营在前，区党委机关在中，二营在后。这时在干部、战士中思想混乩，人心惶惶。正行军中，有一个战士不慎走火，顿时整个部队骚乱起来，二营调转过来就往回走，幸有军事部长张如严令加以整顿，才恢复了秩序。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面对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冷静地分析，反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有人组织暴动。恰巧，响这一枪，是在宣传部长马霄鹏附近。于是就断定，这次“暴动”与马霄鹏有关。
区党委移驻到丰北于王庄。区党委书记等从上述判断出发，一到驻地，再次审讯被扑的同志，其用刑更为残酷，如，把被审讯同志的双手用弓弦捆紧， 吊在梁上，跪在地上，压杠子，吊打等，根本不讲道理，根本不允许申辩，并．在急忙中枪杀了魏钦公、：吴筱砾、 李从文、梁自筹等。其中魏钦公中弹未死，在群众的掩护下，逃了出来；后来，在伤未愈的情况下，又找到组织，继续革命。
这时的所谓审讯，实际上是有目标地严刑逼供，务必使受审者供出这次“暴动”的主持者才肯罢休。结果，严刑之下，在个别人身上
出了“成果”，“证实”这次“暴动”的主持者就是马霄鹏，具体执行者是参谋长李发、一营营长孟宪琛和二营营长康文斌等人，“暴动”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