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地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
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
三、石河子，拉开决战序幕
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事朝夕与共，并肩战斗。
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参加人有：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周传强、杨将、龚兴言、单笑夏、杨辉、刘云峰、张国民和吴丽。
会上，张卓敏汇报了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刘钊汇报了石河子四太监狱的摸排情况；周传强汇报了重点线索组的工作情况。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
缝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缝包人。
单笑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缝包人。
单笑夏带刘兵查看147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兵也未辨认出缝包人。
刘兵与缝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发现其他问题。
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
四太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
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
147闭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待别是重中之重的147团场，始终夫出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汽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
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
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石河子）、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一米泉一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它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
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他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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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并案件已有10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我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天池出现，不能排除他有第二。第三个落脚点的可能性，但综合整个案件分析，他前期屡次作案在石河子，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也证明他年期在石河子147团一带活动。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坚持以石河子的147因为中心，坚持在147团出情况，这个决心不能动摇。石河子的工作，特别是147团的工作一定要做透，做扎实。各级指挥员要督促检查下边的工作，情况不怕多，就怕没有。重点地区要立足自己负责的区域出情况。否则，再多的警力也无用。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分析不能说不全面，部署不能说不到位，最后落实不好，亡羊补牢就麻烦了……
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笑夏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察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兵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
——非常可惜，刘兵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缝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
四、重要的是捋清思路
案子似乎凝滞住了。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
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场，普摸工作已进行了三四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与新疆有关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七八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
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
单笑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
“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地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作做得较细，为什么没出情况，需要指挥员们做出合理解释。犯罪分子自6月份在垦区（兵团）活动，要吃、要住，不应该在群众中没有反映。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高明，应估计一下，有无反常规的可能。
张卓敏说：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不在141团。141团可以排除。理由：军械库改库情况他们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白天作案而没有蒙面，说明当地人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距现场600米处吃东西，也说明他们在当地没有落脚点。
第二，边疆宾馆抢钱应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确定应该比抢枪早。先预谋抢钱地点，再杀人抢枪，人影库未成，转到149团，抢到枪后，急于抢钱，达到目的后在阜康杀人灭口——这样分析比较合理，说明犯罪嫌疑人计划周密。
第三，侦查方向以石河子为重点是正确的。理由：1．原判断犯罪嫌疑人为一北京人一新疆人，两人应早就认识，如何认识？很可能是狱友。2．他们选择石河子，因为他们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比其他地区高。3．犯罪分子在石河子出现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带着枪不能住旅馆，在石河子一定有固定居住地、4新疆3起案件，两起发生在石河子。5．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摩托车从北京运到新疆，应为本地人为北京人提供的居住地和交通条件。6．按侦查常规，发案地是重点部位，向外延伸，是正常程序。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技术很强，有可能为我们制造误区。
兵团四处刘钊处长则提出不少相反的观点，对前期判断提出置疑，这有着开拓思路的作用。
他的置疑点是：一、犯罪嫌疑人有否可能是两人以上？“8·8”案件会否有人接应？天池无名尸，身上有两种伤，杀人者有无可能不止一人？二、作案人会不会住在城区？根据：团场居住人员较少，易被发觉；作案人有交通工具，来去方便，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三、作案人前期（五六月份），有无可能住在乌鲁木齐、昌吉市、新湖总场等地的旅馆？
张卓敏认为：立足本地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原定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的认识不能动摇。关键是要有扎实的工作，不能漏查，不能留死角、打包票。普模工作的条件可调整，安排部位可调整，但基本思路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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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辉是部里留驻新疆的监督员，主要负责新疆与北京及河北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代表部里参与新疆的破案工作。杨厅长对刘晓辉的能力非常欣赏，刘晓辉对杨厅长也十分尊重，两人对案件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一致。晓辉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处事原则，不过多干预杨厅长的指挥，但也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基于目前的侦查工作的现状，他认为，作为侦查指挥员我们要有耐性，现在我们正在布置，还没收网。重点工作重点区域是根据犯罪分子特殊的作案条件划定的，既定方针不能改变，对147团要有信心。出现了新情况（天池尸体）要把新条件加进去，尸源的调查也要围绕着我们确定的重点区域展开。运用好新的物证，案件就有可能买现突破。
杨德禄厅长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案子通阻，你认为应该出线索可线索迟迟冒不上来，大家都有点犯急性病。这个时候就要坐下来，把思路捋一把，像温课一样讨论一下案件的已有条件和未知条件，这样有好处，可以使大家重新得到共识。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还是那样几条：工作力度问题，死角问题，寻找尸源问题，四太监狱的摸排问题，寻找撬杠打造人问题……不能怕繁琐，更不能悲观动摇，指挥员坚定了信心，工作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五、撬杠——水落石出
为调查撬杠的来源，江援朝带领着物证组找遍了下野地、莫索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足迹踏及各团场、各营、地方乡镇所属的加工站、修理厂、私人维修点……自8月30日在白榆林带草丛里发现撬杠起，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五个昼夜了。
9月4日，江援朝来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
这是一个土院，里边一个敞棚，一排平房，敞棚内设有烘炉，有锻打铁活的汽锤。
江援朝把撬杠拿给锻工师傅看，锻工师傅接过去摆弄一阵，说：“这像是我打的。”江援朝说：“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锻工师傅口气坚定地说：“我打的东西我知道，不会弄错，”
江援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跟对方拉呱一阵，锻工姓王，叫王善华。
王师傅回忆说：“来打撬杠的是两个男青年，30多岁吧，时间我记得是5月底。”
江援朝问：“王师傅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王师傅摇头说：“没见过，是生人，找到修造厂来的。”
江援朝问：“他们说话是什么口音？”
王师傅说，“一个是咱本地人，另一个像外地的，哪儿的口音记不清了。”
江援朝又问：“这两个人有多高？”
王师傅说：“外地的那个有一米八的个头，还要猛点，另一个也有一米七的样子。”
江援朝问：“有那么高吗？”他这样问，是因为在专家论证会上，依据足迹等线索综合分析，高个子的身高被定为1．74米。
“有。”王师傅比划着说，“有这么高。”
撬杠认上了，两个人来打制对上了，一高一矮，一本地人一外地人也对上了，应该说，确认三师傅就是撬杠打制人，没什么问题。王师傅再次反映出，大个子的身高超过一米八０。
江援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笑夏与江援朝一道，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