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这次严打斗争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两次听取“严打”工作汇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但是，作为这次严打斗争的重要案例——“3·31”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仍然顶风作案，继续袭击我解放军哨兵。这一方面表现出犯罪分子的猖獗，同时也是对我公安机关的严峻挑衅。
“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上升为严打斗争的头号案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案件的侦破情况，并针对案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3·31”系列案件，成为建国以来领导批示最多、批示层次最高的刑事案件。中央要求公安部门全力破获此案，消除这一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
国家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明显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已到了不破此案，无法向中央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无法向军队交代的地步。
三、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是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
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
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
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
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
自1996年4月至1997年9月，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始终没有撤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也无记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一天也没中断过。
在重点哨位布同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增援。
这样长的时间、花费这样大的警力进行布控，在北京的刑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心非常大，打现行，不动摇。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始终坚持这一条：只要案件未被侦破，这条措施就要持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线的民警不畏艰苦，不怕困难，默默无闻地做着守卫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侦破“3·31”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等待的时间越长，犯罪分子再次出现的机率就越大。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
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来源，但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来源。
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
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相同，弹底标识都是75—81。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那么，调查子弹来源，应该是发现犯罪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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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拆开揉碎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27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4起案件的前3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
首案发生在高并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
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面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
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
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察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蓖头发似的蓖了几遍，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3·31”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
传闻中他被描绘成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
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
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这是无庸置疑的。“4·08”现场在场的人都能证实，对方拉开车门就射击，根本就没有瞄准的时间。对方操枪规范，边打边退携枪跳跃的姿态像受过专门训练。双方是遭遇战，他能迅速作出反应，主动出击，抢先击倒我方，然后迅速逃匿。这一切做得有条不紊，就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未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难于做到的。特别是他的射击水平，包括射击的准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包括他对运动中射击种种技巧的把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4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作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30—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第三章
一、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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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O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O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O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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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