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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常在高台上望见南边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抑或挡住了阳光，变得一言不发，显然有不快之意，隰斯弥回家立即让人砍伐树木，他不愿为此事得罪国家的权贵人物。然而，田常的怨树之意并未公开流露，仅限于心中所想，属于一种隐情，隰斯弥如果伐掉树木，虽然能讨得田常一时之好，但却显得自己过分聪明了。田常正阴谋篡国，心有重大隐秘，最忌恨那些能察人隐秘的聪明之人，隰斯弥不想成为田常最忌恨的人物，那就只有对田常的一切隐情都佯装不见，假作一个痴钝之人。
察见渊鱼者不祥，说的是能察知别人内心深处隐秘活动的人，必然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别人的一种思想活动只所以会隐而为秘，必定是这一思想意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或外在的行为规范相抵触，如果有谁察知了其本人不愿公开的思想活动，就等于认定了其人对社会要求的抗逆，把自己无意识地放置在了与其人对立的境地，就必然遭到其人的忌恨和报复。隰斯弥是深知这一道理的，他回家砍树，反映了他察人隐情的聪明；他砍而又止，则表现了他洞悉人情的世故。看来他是一个胆小软弱的人物，他要通过掩饰聪明、示人愚钝来显示自己对别人隐秘活动的无所知觉，借以脱离危险的境地。
隰斯弥砍树又止，外在地反映了一个软弱之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这是一种不含进取目的和政治抱负、只求避祸保身的假痴不癫之计。像后来“难得糊涂”的处世方式一样，这类察别人隐秘而故示不见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人世的许多无味之争，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软弱处世、不求进取和纵恶养奸。相比之下，它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更大些。
事实上，任何人都有隐秘之事和隐秘之情，但这种事和情可以根据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处不对社会造成危害，即属于他个人的“隐私”，那社会就应对其予以谅解和保护，不是其他人可以佯作不见，而是其他人不得过问。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事注定要给社会带来危害，那知情人就不能佯作不见，而应该予以揭发和制止，借以向社会负责。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引入“隐私”和‘“监督”两个概念，用“隐私权”来保护人的前一种隐秘活动，用“监督权”来鼓励人们揭发和制止后一种隐秘活动，这比古人察见“渊鱼”就自认倒霉，于是假作痴钝、佯示无知、自认聪明地装糊涂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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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外示疯癫，智脱魔窟
战国时的大军事家孙膑起先曾求仕于魏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孙膑在魏国才高受妒，被庞涓捏造罪名，“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列国志》依史载将孙膑逃齐的情况作了想像发挥，描写了孙膑欺骗庞涓、逃至齐国的诈疯计。
庞涓迫害孙膑时，他是暗中陷害、借国法处罚的，表面上他充当好人，表示了对孙膑的深切同情。孙膑受刑后，他个人养起了孙膑以示恩德，让孙膑将其学到的《孙武子兵法》手录相送。孙膑手录了部分章节后，偶然知道了庞涓陷害自己的真相，于是根据老师鬼谷先生的锦囊暗示，假作疯状。他毁掉了手录的兵法，佯作哭叫，滚爬于猪圈，以精神错乱示众。庞涓派人暗送礼物，假作相救，以此测试孙膑变疯的真伪，均被孙膑识破和瞒过。魏人至此认定孙膑真已变疯，因而任其在市井猪圈中出入滚爬，每天但有人向庞涓报告其夜宿之所而已。
过了很久，齐国客卿淳于髡出使魏国，其从者禽滑麓在井栏边见到孙膑，道出齐王倾慕之意，两人定下逃跑之策。几天后，淳于髡告别魏王回齐国，禽滑麓在约定之地接上孙膑，暗载于车后，却让小厮王义穿上孙膑衣服，披头散发，以泥土涂面，装作孙膑模样，混迹于猪圈狗棚中，庞涓每天照例能听到关于孙膑所在的报告。又过了几天，王义料淳于髡一行已走出魏境，遂在暗处将脏衣脱于井旁，只身逃回。“孙膑”失踪后，庞涓使人在井中打捞尸首不得，难以寻到下落，怕魏王责怪，遂让手下人将孙膑以溺死申报了事。
孙膑在认清了庞涓的阴谋后，决定在手录兵法一事上绝不配合；但他若公开拒绝此事，必遭杀身之祸。常规方式断难解脱这一困境，孙膑于是采用诈疯计，对魏人以狂癫相诈。《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中云：“能而示之不能。”（《计篇》）孙膑在特殊的人生困境中对这一兵法原则作了最好的发挥和运用，他的诈疯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才智的毁灭，使庞涓难究拒录兵书之罪，又消除了引起庞涓嫉妒的根源，还为日后争取了较大的行动自由。这一计策的运用自然使孙膑在生活上和声誉上暂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使孙膑在保存自我身体的前提下退出了他难以立足的魏国政治活动圈和社会生活圈，使魏人将他逐渐置之度外，为后来的脱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以退为进、为进而退的策略。
和齐人禽滑釐接头之后，孙膑向魏人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施计人为孙膑找下替身，巧妙地采用分身之术，让替身吸引和应付魏人，而孙膑真身则隐匿离去。及孙膑出了魏境时，这位替身再一次金蝉逃壳，留给魏国的仅是一堆肮脏的衣物和难解的疑团。孙膑金蝉脱壳计的设计、实施和成功，都是以诈疯计为他争取到的有限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
孙膑：待人溺水，择机援手
《孟子？离娄上》讲了无论谁溺水被淹，人们都应该援手救助的道理。孟子的主张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提出的，意在使君王行仁政治国。这一观念被提倡于乱世争雄的战国时代，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任何时代都没有可以绝对地普遍施行的抽象仁义。在不同国家的纷争中，人们常常是以某种谋略手段，求仁义之名，取利益之实。列国时就有两则故意等待人溺水，然后援手救助的事情。
第一则，据《韩非子？说林上》说，邢国受到强敌攻伐（公元前662年翟攻邢），齐桓公本着攘夷救邻的仁德精神，准备出兵救援邢国，鲍叔牙提议说：“援救得太早了，邢国没有亡形，敌军不曾疲惫，我们即使付出重大代价，对邢国也没有厚重的恩德。不如晚些出兵救助，那时敌军攻邢疲惫，我们易于战胜；同时我们使行将灭亡的邢国恢复生存，功劳也更大。”齐桓公于是推迟了出兵时间。
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援，群臣争论不休，军师孙膑提议说：“韩、魏的军队都没有疲惫时我们就出兵相救，那就等于我们代替韩国与魏作战。等到他们两国相战，韩国有亡国之形时再出兵相救，我们可以轻易击败疲惫的魏国，还可以得到救亡存活的美名。”齐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向韩国答应救援但未马上出兵，等到韩国五战连败、提出投靠齐国时，齐国方才出兵救援，在马陵大败魏军。
在上述两事中，被求救的一方最终都援救了受祸患的一方，都遵循了“仁义”的要求，但他们都在援手救助的时机上巧作筹划。在这里，被援救的国家一是自己的睦邻之邦，二是属于弱小之国，援救的一方在其初蒙祸患时仅仅答应援救但不出兵，他们既要坚定受援国的抗敌信心，防止其投降敌人，又不愿自己蒙受强敌的进攻。为友邦承担应诺了的义务，首先采取的是坐观虎斗的策略。救援国故意等到应救助的友邦和敌人在拼杀后都有了重大消耗，而友邦危亡难保时方才出兵救助，这就使自己以最少的消耗换取了利益和名声两方面的最大收益。
故意等到别人溺水之后方援手相救，似乎不合仁义的要求，反而能得到了最大的美名。在国家关系中，它是一条代价小、收益大的谋略计策，真实反映了国家交往中本质性的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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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示假卜者，取证诬人
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忌在战场上三战三胜，声威大震，相国邹忌非常嫉恨。《战国策？齐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了邹忌因嫉恨而诬陷田忌的卜筮之计。
按照设定的计策，邹忌的门客带着重金去街上找到一个占卜算卦的人家，对占卜者说：“我是田忌将军家的人，我家将军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谋大事，想知道能否成功。”门客求卜离去后，齐国官兵突然闯入，拘捕了算卦先生，拷问追究他为叛臣卜筮之罪。算卦先生被抓至齐王面前审讯，他不便抵赖，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为田忌卜占大事之吉凶的经过。齐王闻此，对田忌顿生疑心，田忌被迫逃离。
为了诬陷田忌，邹忌要向齐王捏造田忌“欲谋大事”的证据。这一证据如让邹忌本人或其门人提供，难免被齐王怀疑；如果教唆指使他人提供，难保此人不将幕后教唆之情和盘端出，使邹忌惹火燃身。考虑到这些情况，邹忌于是采取了卜筮之计。
卜筮计的要害首先是向证人示假，是假冒被害人的名义向证人佯示“欲谋大事”的秘密，然后逼使证人向君王告发被害人。
施计之前，邹忌必须首先选择好向其示假的证人。按照计策要求，该证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他必须是朝政争斗的非参与人，因为只有这样，证人的证词才不会被怀疑为主观捏造，才易被齐王相信；其二，证人必须具有获得田忌秘密的身份。田忌“欲谋大事”的秘密不会随便告人，该证人若不具有得其秘密的特殊身份，他的证词就有悖情理，甚至难以向他演示证据。根据这两点要求，邹忌选择街面上的算卦先生作证人。
邹忌的门客冒充田忌家人，以卜筮的名义向算卦先生透露了“欲谋大事”的虚假信息。在古人的观念中，臣子“欲谋大事”，是图谋夺政的隐蔽说法。邹忌的门客正是要给算卦先生留下田忌谋反的印象，以便后面有证词可供。由于算卦先生从不考察求卜者的真实身份，他把这里的求卜者当成田忌家人去看待，自然对田忌的谋反信而不疑。
算卦先生被邹忌派人蓄意捉捕拷问，在齐王面前，他不敢冒犯欺君之罪，只好把经手的实情告诉君王。算卦先生并不认识那位求卜的“田忌家人”，前者被捕时后者已经离去，继续追查的线索中断，于是算卦先生的供词就成了惟一的旁证，齐王即使不想怀疑田忌谋反，也难以否定这惟一的证据。
齐威王：自孝见忠，闻叛不疑（1）
战国时齐威王手下有一位名叫章子的将军。《战国策？齐一》载，秦国有次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子率兵应敌，章子在前线与秦军商谈和好，使者相互往来，他让一些齐兵变换徽章，混杂于秦军之中。有一位官员来对齐威王说：“章子让齐兵跑入秦军队伍了。”威王没有反应。一会儿，又有一位官员来说：“章子领着齐兵降秦了。”威王仍然没有反应。一连这样好几次。负责此事的大臣请命说：“说章子坏了事的众口一辞，君王何不派大将率军攻击章子？”威王说：“章子不会背叛我，那是很明显的，我为什么要发兵攻击他呢？”过了不久，传来捷报说：“齐兵大胜，秦军大败。”秦王于是向齐国道歉致谢。
事后，身边的人问齐威王为什么能知道章子不会背叛，威王回答说：“章子的母亲启过去得罪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将启杀掉后埋于马棚之下。我任命章子为将时勉励他说：‘你这次若能全胜而还，我一定会重新安葬你的母亲。’章子对我说：‘重新安葬先父之妾我并非办不到这事。我母亲启得罪了父亲，父死前没有教我改葬。如果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吩咐而重葬母亲，就是背叛欺侮我死去的父亲，所以不敢这样做。’作为人的儿子，他不敢背叛死去的父亲，那他作为臣子还能背叛活着的君主吗？”
章子被齐威王任将后，在与秦军对抗的前线上，借和谈之名为齐兵创造打入敌军的机会，他以假诈敌，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然而，当章子在前线与秦“和谈”，齐兵开始打入秦军时，却有许多官员向齐王连续报告章子的所谓“叛变”行为，请求齐王派兵出击。章子假和谈的计谋属军事机密，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许多官员不明真相，他们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向威王报告所见情况，当属合理的行为。
社会上不乏“三人成虎”的现象，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因为传说的人多了，便使人们不能不信以为真。与此相反，齐威王对章子的认识却不为传闻所动，尽管有多位官员向他报告章子的“叛情”，但他始终认为章子不会背叛自己。他的这一认识不是源于对前线战情的了解，也不源于对章子长期的考察，而是源于他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的两种分析判断基础之上。
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衍生出了忠孝一体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作为一个时代的意识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参与人们对事情的理解和判断。社会一般认为，一个在家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的人，他在国事中必然对君忠诚。如春秋时孔丘的弟子有子就曾说过：“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见《论语？学而篇》）明确认为讲究孝悌的人很少犯上作乱。关于什么是孝，儒家宗师孔丘曾概括过很多方面，其中他曾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篇》）甚至还认为，孝就是“无违”（《论语？为政篇》）。章子的父母曾有一段怨情，当双亲去世、章子成了一家之主时，他宁可承受母亲尸葬马棚的屈辱，也不敢改变父亲生前的决定。章子并非不爱自己的母亲，也并非不具备改葬的物质条件，而是他更看重做为儿子的伦理规范，不愿做父亲没有吩咐的事情。齐威王据此认为，既然章子能自觉追求和严格信守时代的伦理规范，做一个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孝子，那么，他也必然就是一位不背叛君主的忠臣。
从人类人格完整和谐的角度讲，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的人格德性总会映射到他人生的每一行为上。人生会有许多行为，他的人格德性不是分割到每一行为中，而是像“月印万川”一样完整地映射到每一行为中，人们每一行为中体现出的他本质上拥有的人格德性其实是相似齐一的，这是人格和谐的内在要求。据此，对一个人的考察，只要有把握看清他在一个重要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人格德性，那就能基本掌握他在其他事情上将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动向。齐威王从章子不违背父亲意志的行为上看出了他为人诚实的品格，进而分析一个诚实之人在将军位置上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得出了章子不会叛君的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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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自孝见忠，闻叛不疑（2）
齐威王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因而能闻叛不疑，信任如初。他对章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