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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向仁宗呈万言书后，因不受采用，回江宁后一年不到，又知制诰。同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知谏院，上“三札子”奏章；其一论君德有三：仁、明、武。其二论政治之道有三：任官、信赏、必罚。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大言特言“君臣名分”的尊君立治主张。
破缸救友的小神童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七岁开始专心读书。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小时候用一块大石头砸破大水缸，救出溺水同伴的故事，广泛流传，出了名。宝元初登进士甲科，历事仁、英、神、哲四朝。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以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夏司马光擢升御史中丞。这时候，司马光的官比王安石大，同年秋王安石才升上翰林学士，同年冬司马光又调回翰林学士。所以说，他们两人私交甚笃，但一个是主张新政，一个是反对新政。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2）
神宗即位的那一年，想起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立刻进京城。王安石知道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高兴兴应诏上京去了。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问如何治理国家？王安石即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神宗要他提出意见书，越加信任王安石。
第二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神宗就把王安石提升为御史中丞（副宰相），“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吕诲向司马光说：“安石好执偏见，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神宗批准，就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准备变法。其时，有些府县钱粮册30年间未见开封，可见宋政的腐败。因为贿赂风行，贿赂成功，册子就可以不看。下属老百姓最苦，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抑制土豪劣绅，救济贫穷百姓，此即王安石的政治原则。其他如理财方案、教育政策，亦以此为最高标准。
王安石变法的精髓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半年一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并实行“贵发贱敛”的平价方法，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1500万石的谷子。
二、市易法。与青苗法差不多，而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贵发贱敛，平价出卖。设立市易务（银行），有市易务官（银行行长），京师及其它重要的都市皆设有“易务”。
三、均输法。与市易法差不多，行之不久即取消。
四、雇役法（或称免役法）。本来官府的各种差役，如卫前、户长、族长、公府、壮丁，民户要按各家的等级去应差，名目繁多，弄得人人叫苦。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不愿服役者出免役钱，改由官府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五、水利法。此为积极生产的办法，就是开辟农田水利。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疏道黄河、汴河，开垦了36万又1178顷荒地。
六、方田均税法。宋神宗像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重新丈量天下的田亩，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重订税额，在东西南北千步见方之田定为41顷，66亩，160步。税收分五等，副产物不收税。
七、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10家一保，有保长；50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两丁以上的户口，选一个当壮丁，在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八、保马法。政府设立畜马监，农家愿意畜马者，政府付之一匹或二匹，或发钱与之。畜马者政府减收粮或秣以钱补助之。国家利用民间养马供军事之用，马的肥瘠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
九、减兵置将。增强与注意国防。淘汰老弱残兵，另在国防要地置将增兵。在京城附近、河南一带设立37将（师团）以对付东北的敌人辽国，在西北设立42将以对付西夏，国内置13将以对付异民族，防止南方敌人。以上共92将，每将大约3000人以上，有25个指挥；马军13个指挥，士军两个指挥，中央军十个指挥。
十、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王安石主张真才实学，故首建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堂，分科教授。有经学科、律学科、医学科、武学科。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立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之前，以科举暂时过渡。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3）
理财、强兵、教育并重
王安石变法，把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理财诸政：为养民之要图，亦即富强的根本；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强兵方针：王安石执政8年，在此期间武功赫赫，平吐番，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52寨；朝鲜亦归附入贡。教育方案：设立学校，培养致用的人才是王安石的教育理想；但新法首废，科举一法仍留，使经义策略取士流为八股，遗害后代。因新创的学校未能普及，不得不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的措施，想不到这个经义流为八股，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
就在王安石内政修明、武功赫赫的情形下，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者群起反对。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是。把王安石的理财政策认为“聚敛贪求，与民争利”，强兵方针为“固无远略，惟务改作”，教育方案为“一朝废之，顿失所凭”。究其原因，不外乎变法精神和中国传统的放任习惯相反，并且又触犯了大地主豪强和士大夫的既得利益。
首先反对王安石的是他的前任御史大夫吕诲。他上疏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臣窃忧之。”
接着苏辙谏行均输，他说：“今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国子监范纯仁劾王安石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今乡户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
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大力反对，认为：“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并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听了非常不高兴。
这样，这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吕诲、苏辙、韩琦、司马光、赵挕⒏诲觥⑽难宀┑认群笠宰栊路ū嶷亍Ｍ醢彩涫芄セ鳎词艿缴褡谛爬担诙晟髟紫唷�
一部书著十九年
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又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作书了。
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这部书是按历史年代编写的，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开始，到959年五代后周灭亡为止，涵括1300多年的历史。
原来，司马光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一定要通晓自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神宗。神宗虽然并不相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的第七年（熙宁七年，1074），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粮，到处逃荒。“帝忧于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有个官员郑侠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且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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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4）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听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见新法“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京，到江宁府休养去。
独守千秋纸上尘
在王安石离开中央的时候，他的班底吕惠卿、郑绾等拥护新政的人，便在帝前说：“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便将郑侠下狱，新法一切如故，惟暂罢方田。并命韩绛代理王安石，由吕惠卿辅佐，再行新法。这二人都能坚持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人便给他们一个绰号，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提拔的人，但一旦得志，就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的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连郑绾也偏袒吕惠卿，借一颗彗星在天空出现，力说是不吉利的预兆，请求神宗“罢手实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力说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神宗还是犹豫不决。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熙宁九年，1076），再一次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到江宁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江宁府），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原来，吕惠卿是泉州人，泉州属福建路。
王安石执政8年，罢相后，隐居金陵城外约10年。司马光像住宅四周无墙，聊足以蔽风雨。晴日，携童游山，雇舟入城。晚年颇寂寞，其子王雱在他罢相那年患疽发背死。有一次王安石患大病，以为将死，就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又另租了别人房子居住。王安石一直到撒手人寰，虽受诽谤而不介意，也不为之辩驳。其读史有感诗一首：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于此，足见他的崇高，也足见他晚年寂寞之情。宋神宗死亡的第二年，亦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留下这一句话：“新法始终以为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布字子宣）；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君实也（司马光字君实）。”便安然谢世，享年六十六。谥号荆国公。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著有《王荆公文集》、《三经新义》、《春秋左氏解》、《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说》等约近300卷，政治家著述之丰，亦属罕见。
“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
宋神宗死后，太子赵煦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才十岁，还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司马光在洛阳写了15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贵族官僚都很记挂他。苏轼等“元佑党人”推他为党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呢！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统统改掉，总不大好吧！更警告他说：“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
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经他一说，大家也就不再劝阻。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全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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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5）
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他和王安石死在同年（元祐元年，1086），比王安石迟死5个月，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享年六十八。谥号文正。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全付诸实现。失败的原因，虽说是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坚决反对，并进而把他的新法完全取消。但究其原由，仍在用人不淑。如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自己所见绘为图，奏疏诣门，使神宗寝不能寐。这个郑侠便是王安石所奖掖的官员，安石问其所闻，不作正面回答，反而画《流民图》加注“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用来诋毁新法，逼使王安石第一次辞职。
再如推荐吕惠卿，不听司马光的劝告，最后落个受他恶意中伤。郑绾也是王安石重用的人，却以“不吉利的预兆”来逼安石离开京城，从此不得过问新政。
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身边的人，口头上是拥护新法，事实上却是贪权恋位的人，王安石的新法怎会成功呢？
哲宗死后，仍行旧法。而此时敌人势力已深入中原，对宋室节节压迫。最后政府无处可跑，